科学发展观不仅不能因危机而受阻、暂缓，更是应对危机的根本之道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凸显，举国面临“保增长”重任。此时，全党动员参加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也持续深入。在这一关节点上，中央强调，要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克服经济发展困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如何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贯彻和坚持下去？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名专家认为，此次危机把中国过去欠科学的发展弊端更加暴露出来，科学发展观正是从根本上应对类似危机、为中国发展奠定更坚实发展基础的良方。因而各地“保增长”的实践中，更应注重长远，厉行科学发展，以固本强元。“这一轮调整对中国后三十年的发展太重要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我们传统的增长模式快到头了，需要有一个根本转型。”

　　具体就当下而言，专家们提醒，要对国家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的落实予以足够的警醒，保增长不是单纯为了把GDP数字做上去，应切实把保增长与保民生以及扩内需、调结构有机结合，防止旧有发展模式复归，尤其要拒绝“两高一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拒绝“两高一低”

　　去年11月，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举国为之振奋。同时，社会各界担心4万亿快速投资会否出现损失浪费。

　　2月19日，审计署表示，为确保中央4万亿元投资以及其他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审计署对4万亿元投资进行了重点审计监督，目前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或者重大损失浪费问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研究员指出，以后会不会有问题还不能打包票，对此的审计等监督方式不能松懈。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紧跟“4万亿”出台后，至少有两个苗头值得警惕。

　　其一，“跑部钱进”现象集中出现，权力介入经济后要防止腐败。10年前高速公路建设是重点，国家投资集中在公路上。公路建起来的同时，全国各省交通厅长倒了17个。未来两年高达4万亿的投资规模，介入经济的权力如何经得起诱惑？

　　其二，到11月底的时候，24个省市公布的投资计划总额已高达18万亿。尽管有统计口径的不同，但盘子仍达国家计划的4倍之多。专家分析指出，这一数字只是“计划”，实际上做不到。但其中显现的“大干快上”冲动却必须小心。常修泽说，这个时候：每个投资项目都要进行必要的、科学的可行性论证，更要有项目投入、产出的比较，不能盲目建设，不讲效率。

　　“保增长千万不能走老路，否则，保增长可能是方向性的失误。”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鲁开垠称，保增长决不能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决不能“饮鸩止渴”，把那些已经或准备淘汰的落后产能再重新扶持上马。保增长决不能沿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真正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加效益、降低消耗的基础之上，正确处理好与快、质量与速度的关系。保增长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增长方式是在自毁家园，使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化，使我们的发展难以为继。

　　对此，中央在扩大投资决策时已有所预防，强调从源头上防止出现重复建设、破坏环境和产能过剩等问题。日前，中央再度强调，要防止盲目投资冲动，严格按照项目审批和建设程序办事，坚决防止新一轮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确保工程质量，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

　　“按照中央的部署办事，是不会有重复建设等问题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对本刊记者乐观表示。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这几年中，“情况好多了，地方政府也不傻，水搞得很臭，官员们也闻不下去，现在不会随便就去上纸厂这样的高污染项目的。”

　　不过，面对保增长的压力，受访人士对此番扩大投资的执行与落实环节仍有一定程度的担心。据此前的媒体披露与本刊采访，在项目把关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松动”空间。

　　周天勇认为，在扩大投资时应注意，“环评、设计、勘察等环节，该做的还是要做，不能为提高效率而走形式。”此外，要对项目做好统筹，合理使用资金，并在实施过程中加强监管。

　　除已在进行的纪检、审计监督外，专家们建议，人大、政协的监督平台也要在其间动起来，此外，也要扩大媒体、公众这样的外面监督空间。

　　保能就业的增长

　　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保增长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首要任务。今年1月的几项宏观经济数据出来后，尤其是出口下降幅度高达17.5%，郑新立告诉本刊记者，此间的忧虑感与紧迫感更为深重。

　　“在实现保增长目标的努力中，要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央指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专家称，这正切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鲁开垠说：“保增长决不能以GDP为发展目标，GDP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

　　胡锦涛总书记去年12月在辽宁考察时强调，“越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越要高度关注民生。”有评论称，这提醒各级政府在“保增长”任务繁重的时候，更要把群众冷暖挂在心头。

　　在前述“4万亿”投资中，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农业补贴等项目，民生导向很明显。

　　作为民生之本，就业问题在此次危机影响之时备显突出，尤其是农民工与大学生的就业，令各界牵挂。当下，保就业几乎达到与保增长同样的高度。与宏观数据的下降相比较，失业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老百姓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根本。

　　“保增长，是保能就业的GDP的增长。”在研究今年的经济与就业形势后，周天勇如是断言。

　　与此相关，周天勇认为，扩内需，最为基础的是劳动者有保住和增加工作的机会，有工作才能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有支出，有支出才能保内需和扩大内需；而调结构，则是在企业规模结构上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产业结构上大力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服务业(其中大量的也是中小企业)。

　　“这样的宏观调控取向，才是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而不仅仅为了保增长而保增长。”周天勇说。

　　周天勇说，比起基础建设、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更强。为了保能就业的增长，财政政策的关键是要对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免税费。

　　他特别提醒，由于地方政府经济下行，卖地收入与税收减少，而建设支出与民生支出又将加大，要防止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缺口反其道而行之，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这些急需要减免收费和税收的经济主体，加大收费和收税的力度。

　　常修泽也称，约80%的就业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相比国企、大企业在过去和当前受到的重视与扶持，前者所需的扶持力度也需加大。

　　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19日原则通过轻工业调整振兴规划，有关研究机构认为这有助于减轻就业压力，尤其是规划中提出“加大对中小轻工企业的财税和信贷支持”，将有较大帮助。专家们希望能尽速出台更多具体而有力的措施。

　　在民生的另一重要领域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险法立法过程在近来受到强烈关注。有专家将其与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社会保险法案的成功经验相类比并指出，在经济困难时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为社会稳定减震，防止经济困难转化为社会不安，也可催化消费需求，切合扩大内需之旨。

　　除短期的功利性取向外，专家指出，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此乃“政府与人民的契约书”，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所在，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无论当前还是长远，改善民生才是最终出发点与落脚点。

　　“民生是天，民生保不住，别的措施意义就大大削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说。

　　快慢结合救急治本

　　此前，有专家曾指出，许多地方党政干部经济建设习惯于传统模式，陷于政府主导、重化工领先、大企业大项目带动的思维定势上，政府推进发展的模式越来越强化，政府试图包揽一切的意识也越来越强。

　　而在应对危机的状态下，短期内不能不依赖政府投资，周天勇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政府不拉不行。在没有最优的情况下，次优也可以。”中长期来看，走出困难仍然要靠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如何使政府投资真正启动社会投资，是郑新立最关注的事。他说，政府投资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投多少，而在于示范带动效应。2009年投资总额将达18万亿元，政府投资2万亿元，大部分要靠社会投资。企业有钱，但不敢投；银行有款，却不愿贷。当前要着重提振企业投资信心、银行贷款信心，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只有这样，政府投资才能“四两拨千斤”。

　　接受本刊采访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研究员进而指出，政府的投资一定要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在推动投资的同时更要推动市场机制的建立。比如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现在应该是改革的最好的时机，未来几个月是关键时期。

　　“往下滑的时候，最紧要的是刹车，到底部后再来维修。”王一鸣也对当前的举措表示理解。

　　经济社会发展中原有的诸多不协调之处，如消费率偏低、服务业发展滞后等，有可能被“短期”手段加重。专家们提醒，一定要分清短期与中长期，标本兼治。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是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当前是国际与国内问题交织、短期与长期问题叠加，防范不科学发展，关键是把保增长与调结构结合起来，把解决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结合起来。”迟福林说。

　　近来中国政府应对经济下行的一系列计划中，重投资的倾向明显。常修泽解释，从理论上和战略上，应该将经济工作的基本点放在扩大消费上。但是，启动消费难度比较大，见效慢。因此，扩大消费是个“慢变量”，扩大投资是个“快变量”。也就是说，扩大内需，短期靠投资，长远靠消费。

　　在中央对进一步改善投资与消费比例的要求中，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

　　国务院已原则通过的十大产业规划中，除物流业外，主要属于第二产业，综合各种应对措施看，重化工业、国有大型企业相对较受重视。常修泽希望，接下来，服务业方面也能有更多类似的较全面政策扶持。

　　有些地方已先迈出一步。常修泽告诉本刊记者，他曾参与讨论去年底通过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一章中，“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被置于首位，随后才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等。

　　广东省于2007年年底即开始“腾笼换鸟”，进行产业升级与转移，不过后来又面临与“救企业、保就业”是否冲突的争议。常修泽称，按他的理解，推进产业升级是战略需要，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级别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战术”上还得保持、发展，当然，救企业也不是笼统地救，高污染、高耗能者不在此列。(记者汤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