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两会期间,珠三角产业转移再次引起普遍关注,加上汪洋书记之前曾强调对“腾笼换鸟”战略要“不干出成效,誓不罢休”,在经济危机的宏观背景下,广东“腾笼换鸟”的决策一时赞扬者众多,各种非议也时有所闻。笔者则认为,腾笼换鸟和产业、劳动力双转移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不但及时,而且必须。广东省是否能够破除干扰、把“腾笼换鸟”战略贯彻到底,将直接影响下一步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成败。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入影响的当下,这尤其需要上下一致的政治决心。

　　“腾笼换鸟”集中了两种产业升级模式的优点

　　腾笼换鸟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攻坚战役,其必要性来自于对旧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要实现新一轮改革的宏伟蓝图,就必须实行彻底、全面的发展模式转换。这不仅仅是广东一隅产业升级的表面问题,而是涉及到21世纪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发展道路这样关键性的问题。究竟是继续把经济发展建立在遍地开花的低附加值产业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强大的高附加值新型产业的基础上；是一味代工模仿,还是力求自主创新；是以自然资源耗竭为代价,还是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单纯强调GDP、增长率,还是同时也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果,等等。“腾笼换鸟”战略提出“把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引进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价值链高端产业”,其实就是对这一系列关键性问题的正确回答。

　　从国际经验来看,初级产业的更新换代是从发展走向发达的关键过程,也是经济发展从“起飞”阶段向“稳定持续增长”阶段过渡所必需的调整。美国和西欧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历程,二战以后,亚洲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亦印证了这一重要共识。日本、韩国等“发展型国家”,由政府通过直接干预和间接引导,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进入发达或比较发达国家的序列；而先发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洲)和极少数后发经济体(如中国香港),在它们各自的转型阶段,则选择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对落后的产业和产能进行淘汰,政府只进行必要的规管和监督,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实施的“腾笼换鸟”战略,非常强调由政府利用市场机制,逐步引导企业进行转移,以实现宏观经济规划的战略意图。其关键点是尊重市场规律,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结合起来:既发挥政府对于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宏观引导作用,也注意保护市场机制、利用市场力量实行产业和产能的优胜劣汰。这个新模式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政府主导型”与西方先发国家的“市场主导型”两种产业升级模式的优点集中起来,努力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之间寻求最优平衡,势必对未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树立一个新的和具有示范效应的“中国模式”和“广东模式”,其影响和意义都将是深远的。

　　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更说明“腾笼换鸟”的必要性

　　有人指责“腾笼换鸟”会对所谓中小企业的生存造成威胁、有所“急躁”,笔者认为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产业升级中被自然淘汰掉的是在市场中无法适应和生存的产业和产能。把落后产能与中小企业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是混淆或曰偷换了概念。正如很多高新科技产业都是由中小企业发展而来,中小企业不等于落后产能；而被市场力量所淘汰的落后产能也未必都来自中小企业。其次,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把一些以初级制造业为主、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在经营上的暂时困难归罪于“腾笼换鸟”战略的实施,这并不公道。因为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金融海啸影响下国际消费市场的萎缩,造成外贸订单大量削减,是这些企业经营困难的最直接原因。第二,新劳动法确立的对劳动者工时、薪酬和福利的保护,使得少数原本以过度剥削劳动者为基础的“血汗工厂”难以为继。第三,国家对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让少数过度依靠国外市场和出口退税的外贸加工企业无法继续生存。第四,人民币的适当升值亦使得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在国际低端消费品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大为削弱。种种因素叠加起来,才是造成目前部分初级制造业企业经营困境的根本原因。

　　这些情况恰恰从反面说明,这种过度依靠国际市场、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高能耗、高污染、高劳动强度的传统式发展模式在国际经济变革的浪潮中是多么脆弱；而尽快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确立新的、更为科学的、更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的任务又是多么必要且紧迫。

　　抓住时机必须做些什么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危”,更是“机”。其机遇性在于,金融危机所释放的巨大的市场变革力量,足以对存量产能进行一次自然的梳理和涤荡,让那些能够适应新的市场格局和发展模式的产业和产能生存下来,而且在将来发展得更快、更好。决策者自然应该牢牢把握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时机,借市场之力,加强政府引导,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发展模式的深刻转换,让经济发展的列车迅速驶上科学发展的快车道。

　　转换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和劳动力的双转移,关键在于吸引新的高附加值产业,并尽快形成产能。为了成功达致这个目标,笔者认为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策一,认真保护知识产权,着力保护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积极性。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动力,也是21世纪的核心价值观。要吸引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安家落户,就必须切实保护他们的创新成果,从而保护他们从事创新的积极性。特别要坚决依法打击以抄袭、盗窃他人创新成果为业的所谓“山寨产业”,不能任其泛滥成灾。

　　策二,着力建设良好的信用环境。在一个现代市场中,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保护市场主体的契约权益,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信用管制,减低交易成本,维护整个社会的契约体系正常运作。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金融市场和融资环境,这对高附加值产业、总部经济、创意产业等价值链高端产业的发展意义尤其深远,不可轻忽。

　　策三,下大力气加强法制和治安环境的建设。无需多言,良好的治安环境是吸引高端产业和高素质人才的必备要素。法制环境的建设更关乎市场及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国家对市场规制的强度和力度,这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必要条件。

　　策四,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再教育、再培训的投资力度。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需要大量的拥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因此,对于在粤农民工群体和其他潜在劳动力群体的再培训和再教育的需求极为迫切。政府不妨考虑投入一定资金,设立面向在粤农民工的、类似香港“毅进计划”的职业培训计划,让农民工群体在转工期间或者工余时间接受由政府资助的必要技能培训,以适应产业升级换代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职业培训计划可以考虑扩展到农民工的输出省份。即由广东省和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共同出资,把技能和职业培训的时段前移,让农民工在来粤之前就能在各自家乡接受必要的职业训练,这必将对未来广东高端产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顺利实现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产业、劳动力的双转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攻坚战,也是把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前奏曲。实施这项工程,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抓住时机,树立上下一致的政治决心。惟有如此,才能切实认识到树立新的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真正地把科学发展观这一根本指导思想转化为一切行动和一切工作的指南。在30年改革与发展的艰苦历程中,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为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不断开辟着更新、更好的道路。广东今天正在经历的一切,必然对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也必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宏大史诗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绚烂篇章。(作者阎小骏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