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限薪”成了近期最热门的词语。

　　先是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宣布，受援企业高管的年薪最高不能超过50万美元。近日，又传出我国财政部办公厅已向各家金融类国企派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此意见稿目的也在于高管限薪，而且据测算，高管年薪上限为280万元(税前)。

　　新浪网就“国有企业高管限薪令”进行了民调，结果显示有93%的网民认为当前金融国企高管薪酬偏高，而对于金融国企高管年薪280万元封顶的消息，仍有84.4%的网民认为偏高。

　　“我也认为国企高管的薪酬偏高，高管薪酬应该建立在合理化调查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的设定标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春波教授认为，国企高管薪酬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标杆，“就像税收一样，税点最高的时候，税收并不一定是最多的，税点最低也不一定收的最多。高管薪酬就应该像税收一样，找到那个合理的点。”

　　从近两年银行高管薪酬的情况来看，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中，有关负责人的薪酬都在近200万元左右，有的甚至超过千万元。有网友认为，“金融业只是高薪酬的一个缩影，国企高管的高收入从一些新闻事件中也可窥见一斑，比如前段时间就爆出，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要上任中体产业董事长，其年薪可达158万元。”

　　对于国企高管动辄上百万元的年薪，吴春波教授建议设定三项标杆，“一是历史的标杆，今年的业绩要和去年比，和前年比；二是行业的标杆，要比较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业绩水平；第三是增量的标杆，如果是亏损企业，要明确减亏多少，如果是盈利的企业就要计算盈利增长了多少。”

　　有企业董事会成员向记者表示，企业高管的薪金都是由董事会通过表决的，因此，要限制高管薪酬，首先就得从加强董事会制度开始。

　　“强化董事会的作用，强调绩效目标考核，可以解决企业董事长自定薪酬的情况。”吴春波认为，以前往往是董事长提出目标，董事会走走过场，这种情况需要加强制度的约束，“甚至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也可以介入此事，因为目标也是董事长决定的，主管部门要监管这个目标是不是合理”。

　　在企业的薪酬制度建设上，吴春波建议进行薪酬结构的调整，“增加弹性工资，减少年薪制，减少旱涝保收的薪酬体系，薪酬一定与效益挂钩”。(本报记者 陶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