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制度下，国泰君安的高薪具有合理性，而罪魁祸首是体制形成的高度垄断，所以要打板子也不能只打企业

　　在美国金融海啸打翻全世界的“钱柜”之后，中美两国金融界高管年薪问题在牛年第一周又掀起了互联网上新一轮激辩———在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指责华尔街金融界高管高薪“可耻”并随之出台限薪令后，国内媒体也爆出了国泰君安2008年人均百万元高薪的消息。

　　在2008年全体中国股民亏损累累的大背景下，国泰君安作为一家证券公司效益却如此之好，高管们收入如此之高，消息令人格外血脉贲张。央视主持人甚至称：国不泰，君何安？

　　事实上，高薪并不可耻，真正可耻的是垄断带来的几乎是不劳而获的行业暴利。而要改变这一局面，板子就不应该仅仅打在企业身上，而是要找出更深层次的原因，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作出根本改变。

　　现行制度下，券商高薪也“合理”

　　国泰君安人均百万年薪一事曝光后，不少人拿它与美国的“限薪令”对比。但事实上，中美两国金融界高管高薪背景完全不同，尤其是在市场暴跌的2008年。

　　美国金融界由于市场长期走牛，华尔街高管的收入一直遥遥领先于普通民众，而这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为美国的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如果你眼红证券行业的高收入，你完全可以自己注册一个证券公司参与市场竞争。但这几年，由于部分金融企业过分追逐高额收益，不顾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而拼命放大杠杆，降低贷款标准，最终导致公司的巨额亏损无法弥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动用美国人民的纳税收入去救助这些企业，以免产生更加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整个金融领域乃至实体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美国金融界的高管一方面吃着政府的救济，一方面给自己发出高薪，当然是十分可耻的行为。所以，奥巴马“限薪令”有一个明确的限定前提：那些想获得政府救助的企业，其高管要限薪，但不获救助的企业则不在此列。

　　反观国内高薪的券商，并没有一家是拿着国家救济的，其高薪完全来自于“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因此以美国政府的“限薪令”来做比照，合理性不充分。企业取得的收益，除了用于再投资外，其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于改善股东与员工的生活，这本身应当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国泰君安在计提了32亿元薪酬之后，仍有55.99亿元的净利润，是历史上仅次于2007年的好成绩。作为一家企业，根据自己的业绩经过企业规定的程序以及股东的许可，爱发多少都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事。

　　开市十七年，券商饱吃“肥猪肉”

　　国泰君安人均年薪上百万之所以吸引眼球，不仅是比照了美国政府颁发的金融高管“限薪令”，更重要的是这一收入水平相对中国大多数人在金融海啸后薪酬面临下降风险时所具有的鲜明的对比效应。但是在观察职工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由于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企业经营业绩的巨大增长，使得这一天价薪酬显示出了它自身所具有的“合理性”。

　　来自中国金融网的数据显示，1995年12月31日，上海和深圳股市总共只有292只A股(以后退市的不计在内)，流通股本合计167.77亿股，其平均股价为5.61元；沪深两市A股流通市值为749亿元，总成交金额仅为3.54亿元。2001年6月29日，两市股指达到高点，可交易的1010只A股流通股本合计750.22亿股，其加权平均股价是12.78元；沪深两市A股流通市值为15690.23亿元，总成交金额53.35亿元。与1995年12月31日相比，日均成交金额和流通市值分别增长14.07倍、19.95倍。

　　此后，两市股票总数和市值不断波动，到2007年，随着股改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两市日均交易量达到1903.1亿元。就是巨幅暴跌的2008年，两市的日均交易额也保持在1085.8亿元，与2001年上半年日均成交额相比，整整增长了1000多亿元。

　　影响券商收入的另一大因素，是证券市场的融资规模(券商可从中收取承销费)。据万得统计，自沪深股市1990年诞生至2007年，17年中仅有6次当年募集资金总额超过200亿元，其中阶段性高点的2001年为1551.6亿元，而2006年已上升到2677.1亿元，2007年更暴涨至7985.8亿元，一年等于前15年之和，位居全球之首，即使在市场不景的2008年，募集资金总额也高达3516.7亿元。

　　中国证券市场连续三年的大扩容，加上最近三年中国股市本身涨幅巨大的走势给券商自营盘带来的收益，使得券商们的经营业绩水涨船高。以国泰君安为例，该公司2007年的净利润是2006年的5倍，达到70多亿元，2008年则为56亿元，最近三年，扣除税收和员工薪酬等各项费用后的平均每年净利润约为47亿元。

　　体制漏洞大，高度垄断是“祸首”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证券市场这块蛋糕已经长大了，而且还是成十倍地增长。但在这样的高增长之下，允许“上桌”吃蛋糕的“人”还与十几年前一样多，甚至更少了(2005年对券商的清理整顿关掉了约20家证券公司)，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拉开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是券商行业高增长背后的高度垄断。

　　以占券商利润超过6成的交易佣金收费为例，自2002年5月1日至今，实行的都是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即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佣金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的3%。，也不得低于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但由于这个行业几年来几乎没有新的进入者，原先的券商新设立网点也需要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因此，大多数券商一直对场内交易的客户按上限标准收费。而对网上等在线交易的客户，也大多收取1.2%至2%的手续费。几乎所有的券商都还乘熊市之机，取消了不少诸如向一定规模以上的客户赠送免费午餐等做法，由于在熊市时出台的政策所面临的是券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所以这一标准实际上就高不就低。在市场进入牛市后，政策面却没有及时进行调整，这就必然带来券商的佣金收入在最近三年连续获得超高收益。

　　据中信建投深圳营业部某资深人士介绍，目前券商的佣金在京、沪、广、深四大城市，与网点的布局形成明显的反差。在北京，由于券商网点少，500万元的客户也只能是个“小散”，享受不到什么佣金折扣，因此北京的营业部赢利能力最高，上海与广州则相对稳定。而深圳由于券商众多，100万元的客户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折扣，所以深圳的营业部在券商内部是赢利能力最低的。

　　这一现实充分说明，没有竞争，就没有行业成本的降低，也必然难以消弭垄断所带来的暴利。

　　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当某个行业出现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盈利时，就会吸引大量的资金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得行业的利润因参与者的迅速增多而回落；而当市场利润水平低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时，就会有企业退出这一领域，从而维持行业与全社会利润水平的平衡。但是金融领域里的垄断、券商经营业务的行政许可，却打断了市场经济自我调整的能力，而计划经济的调整又一再滞后于市场的变化。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证券行业的天价薪酬现象，必须从消除垄断经营这一实质性弊端入手。如果把板子打在个别企业身上，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企业不愿好好干活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一个便是企业想方设法瞒天过海，弄虚做假，多发、偷发等行为欲禁难绝。(记者 韩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