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3日,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博客中发表了 《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一文,鲜明地提出希望铁路春运票价上涨,并认为正是由于不涨价政策,导致“黄牛党活跃”、“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后,上述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2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

　　茅先生再成舆论纠结的焦点,他的铁路春运涨价论又一次点燃了民众的激愤。一些网友用不太友好的粗糙之词回敬车票涨价论,可作佐证。应该说,如果抛弃成见,保持温婉的理性,就应该意识到茅氏的一些观点是合乎逻辑的,因此有些时候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比如,他称车票成了稀缺商品,给倒票创造了条件,就会导致春运期间造假、倒卖车票非常猖獗。基于现实体验,这是实情。而且,茅氏并未回避他的立脚点是线形思维,即只是从经济角度出发——“这纯粹是从经济效率考虑,涨票价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是很不利的。但事实上不存在既能有效率又平等的票价。”因此,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斥责和辱骂,对茅氏也是不公。

　　既然如此,公众,特别是草根对茅氏的观点为何腹怀嫉恨?原因并不复杂,主要出于三点原因。一是沉重生活的几多艰辛,已经使这些群体深怀强烈的被剥夺感,车票涨价有火中取栗、雪上加霜之嫌。二是铁道部门本身兼具垄断特质,其傲慢习气深为公众腹诽,经济学家岂可“为虎作伥”?三是一些经济学家多是单向度看待事物,看不见公众的焦虑,多是一味迷恋僵硬的教条主义,或是沉湎于冷酷的市场法则,而忽略了民生多艰和一些弱势群体的惨淡景况。

　　因此,经济学家不能自说自话,固执地迷信那些貌似美妙的市场规则,否则只能遭遇公众的白眼和不理解。当然,普通民众,以及一些草根也不能不自我审思,不能一碰到让自己不爽的观点就破口大骂,一看到有的精英发表过于工具理性的观点就忿忿不平,关闭和解之门。

　　日前,有论者感言,在过去两年中,精英与草根的对立成为最显著的社会景观。在缺乏正常的利益代言机制下,民众与精英的决裂非常正常。这些判断颇有洞见。对立与决裂绝非好事,最终只会加剧两者对抗。两者要寻求和解之道,就必须找出契合点。茅先生当然有权利发表言论,哪怕该言论荒诞不经。

　　最为关键的是,精英们应保持足够的独立性,不能被“豢养”——一方面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一方面却标榜独立思考、自由思想。而民众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耐心,不能动辄付诸暴力,哪怕是语言暴力也不妥。同时,也需要为草根建立正常的利益代言机制,比如,应该有有良知的精英站出来,发出“票价不宜上涨论”。

　　遗憾的是,当前我们普遍匮乏这两点,一是一些经济学家难以真正保持独立,或者一意孤行,看不到芸芸众生的哀怨和焦虑,或者刻意回避复杂的现实语境;一是一些草根缺乏有效的利益代言人,他们的声音很难发出声来,有的人即便为其代言也是各怀鬼胎。

　　一个动辄取悦于民众的经济学家不是好经济学家,一个视民意为草芥的经济学家同样不是好的经济学家。审视茅氏的涨价论,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这一观点是否谬误,或是否可行,应该看到精英和草根的断裂,更应该寻思如何让两者达成共识。(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