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不想搭理他们，让他们自娱自乐去——先是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说“现在买房，就是爱国”，后来中央党校教授韩保江说“积极消费就是爱国”。可是“消费爱国论”越玩越起劲，越玩越当真了。

　　在北京市“扩大内需、促增长，推动首都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上，政协委员李哲建议，“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用爱心和民族精神鼓励进行消费。“具体做法是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如果政府允许这么做的话，我愿意拿出我的精力和我的财力去推动这个事情。”(1月14日《新京报》)

　　虽然不会有哪个领导真的会“允许这么做”，但这种言论就很伤人。

　　“积极消费就是爱国”——如果按消费的积极程度来排“爱国”的座次，最不“爱国”的是谁呢？大致上是两种人：城市里，是前些年因企业转制、倒闭而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等低收入人群；在农村，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失业的农民工。因为他们的钱包最瘪，消费积极性最低，因此也最不“爱国”。现在常说要“共克时艰”，日子好过的人，要替日子难过的人想想。“消费爱国论”只能增加人和人之间的隔膜，是没法让人“共”起来的。

　　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截止2008年12月26日，四川省因金融危机从省外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达92.96万人。四川省农劳办副主任冷荣忠也说：“全川来看的话，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的农民工将近百万。”春节以后，肯定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不能像往年一样返回城市继续务工。当地政府为了帮助他们在家乡就业，正在多方设法。而这些地方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很有限，可以想见政府部门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种时候，这几位精英人士还如此高调。即使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出于好心，那客观上也是给国家添乱，给低收入者添堵。

　　这么多年，为国家经济实力的积累，为GDP增长付出代价最大的人群，就是农民工和城市里下岗职工。记得刚开始有人“下岗”时，报纸上都说下岗职工“顾全大局”，为企业转制作出了贡献，虽然生计变得艰难，但好话还是听了不少的。没想到几年过去，他们在一些精英人士眼里马上要沦为最不“爱国”的一群人了。

　　如果承认国家的主体是普通民众，那么“爱国”首先要爱老百姓，不爱老百姓就是不爱国。按这个标准看，鼓吹“消费爱国论”的精英，才是最不爱国或不怎么爱国的人。(戎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