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的全国财政会议，用了比较重的篇幅来“着墨”民生。谢旭人在会上表示，2009年财政部门将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在就业方面，将实施以工代赈。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在政府公共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下，尽可能安排农民尤其是返乡农民工就业。(《新京报》1月6日)财政部：今年中国将实施以工代赈支持就业

　　2009年就业形势趋紧，这是一个不可规避的现实。去年底，人保部就给出数据称“将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工、特别是失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将面临更大压力。12月23日，在由全国政协举办的“中国首届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上，人保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表示，“目前返乡农民工的大体数量是10%，超过1000万。”促就业，成为与保增长同等重要的命题。

　　就宏观经济环境而言：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注重质量的减速通道；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也进入了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这场始于2007年的世界经济调整，短期内也难以终结。解决就业难题，自然成为民生大事。金融危机当前，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先受到冲击，靠产业拉动岗位供给比较困难，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以工代赈。其实中央早就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譬如，今年铁道部6000亿元的投资，就可以创造600万个岗位；此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提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要尽量多使用农民工”。

　　以工代赈可算是应对经济危机的通用法则。早在70多年前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就有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当年，罗斯福曾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吸收大量失业人员，尤其是青年，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等工作，为失业的非熟练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据统计，新政先后雇用失业人员达2000多万，约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左右。以工代赈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解决了就业难题，也超越了“工”本身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具有多重社会意义。

　　首先，它保障了弱者的体面劳动与生存尊严。以工代赈，意在“赈”，而不在“工”，是为社会兜底的一项保障性事业。在帮助待就业者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帮助其获得社会认同，实现自我价值，比直接的经济救助更能给人以激励。再者，它比发消费券更稳妥，对有劳动能力者直接发钱发物，可能养出懒人和无赖，助长搭便车和不劳而获的风气，且可能在再分配领域滋生腐败，衍生出新的寻租空间，最终损害社会公平，而以工代赈相对而言能解决好以上问题。第三，劳动力资源大量闲置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以工代赈有助于稳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

　　眼下，要做好以工代赈工作，除了开辟岗位、安置劳动力之外，恐怕还要注意两点：一是做好劳动力技能培训工作，不能“赈”完之后再让劳动力面临结构性失业，在以工代赈的时候，就要为将来经济复苏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做准备。二是救活寒冬中的中小企业也是另一种“以工代赈”，它们有市场、有设备、有场地、有岗位，与其高成本地另行开工，不如把一些“命不该绝”的中小企业扶持好。减少失业，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以工代赈”。(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