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引擎的转向，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恰恰通过金融危机赐给中国发展战略重大调整的重要机遇期：将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由“世界工厂”转为“世界资本策源地”，实现经济成长的全面跨越。

　　年终岁尾之际，笔者归纳了2008年的六个不平凡：从经济周期看，这是热冷周期性交汇的一年；从发展增长看，这是经济发展观在转变的一年；从宏观调控看，这是本轮高速增长五年来“最困难的一年”，可以说是调控力度最大、应对措施最频繁的一年，因此也被有些学者成为“政策年”；从外部冲击看，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无论是从全球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通缩，还是能源价格暴涨暴跌，或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步入衰退边缘，国际形势从上半年到下半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走势，是全球经济最为跌宕起伏的一年；从自然环境看，又是我国遭遇自然灾害较多的一年；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看，又处在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面临着国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型。

　　可以说，2008年是真正考验大智慧的挑战年，中国能否经受得住这次考验，将决定着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决定着中国强国崛起的新的竞争优势。

　　六个不平凡，除了天灾是不可抗力因素之外，其他几个，都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30年来，中国经济能长期持续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而在今天，三大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而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中国产能过剩的周期性调整提前到来，全球经济格局之变逼迫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的增长之路，寻找到启动新经济增长的发展引擎。

　　不过，就转机的角度而言，笔者以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引擎的转向，还有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恰恰通过金融危机赐给中国发展战略的由外向内三个重大调整和转变的重要机遇期：一是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每一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阻碍，都是加速改革、培育基础、酝酿动力、提升能力、养精蓄锐的蛰伏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换。

　　二是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而这也是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世界经济今天的失衡格局，美国单边消费及不断膨胀的双赤字乃是根源所在。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美国消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2007年我国净出口率高达8.9%，经济增长中有2.4个百分点靠外需拉动。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下滑2.3%，其中1.2个百分点是由于净出口贡献率下降引起的。因此动力引擎由外向内的转换将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应该说，世界经济危机客观上为我们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加快改革，提供了比较强有力的倒逼机制。笔者认为，如果说今年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做加法的话，那么我认为明年宏观调控的思路可能是做减法，比如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经营成本，着力改善投资结构,降低民间资本投资准入门槛等等。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欠合理，投资效率较差。从政府为提振经济而启动的内需开支来看，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尽管这可以集中财力拉动经济增长，但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因此,政府应该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降低垄断行业的进入门槛，对存量进行结构性调整。

　　事实上，大国经济要有大国的消费市场和内需市场，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因此，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这样的社会安全网，以改变最终消费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调整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结构，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变至关重要。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建成，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都相继建立起这套体系。现在的中国，也许正是建立全覆盖的、发展型的福利体系的良好机会。

　　三是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原因。30 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会走上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60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产、1.9万亿的外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的重大掣肘，如何寻求中国资本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将对未来中国大国真正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周期调整，意味着通过兼并收购等渠道实施全球布局，获得了极佳的时机。中国的资本输出不仅仅是缓解过剩外汇储备，置换贸易顺差的简单手段，更应成为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战略的核心。要充分利用目前丰富的外汇储备，由债权投资为主转向股权投资为主，一方面要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中国还没有经历全面的产业并购，例如钢铁行业的集中度远低于国际水平，前四大钢铁企业产量仅占市场的3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50%-60%。因此，国内的资源密集型大企业存在进一步整合的空间。对外并购将重构中国的产业效益，也能减缓外部需求萎缩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积极稳妥地抓住近期国际资源价格下滑的有利时机，还能为中国推进工业化进程积累廉价资源的储备。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即由“世界工厂”转为“世界资本策源地”，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实现经济成长的全面跨越。

　　当然，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价。展望2009，如果能够顺利完成上述三大转变，那可以预期，中国经济生态系统经过危机的洗礼将得到不断优化，并由此济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张茉楠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