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把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这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政策确定了基调，也可以说是针对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的一些苗头及人们所持疑问的一种回应。

　　11月初，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日益显现的形势，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启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在为中央的果断决策、重拳出击感到振奋的同时，也有人表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会否引发新一轮投资“大跃进”，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尽管中央制定的“十项措施”已经给出鲜明的信号——除了投资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外，4万亿元资金将更多地投向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环境保护等关涉民生的领域；在产业结构方面，也明确提出要“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但是我们看到，在许多地方政府随后跟进公布的庞大投资计划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偏重于大型基建项目和重化工业项目的倾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些项目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可以较快地、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

　　如何处理保持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保增长是否意味着要搁置或者放弃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必须注意到，本轮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虽然其内在动因与1998年相似，都是为了防止国内经济在强烈的外部冲击下出现过快下滑，但政策内涵及着力点却有了很大不同。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正是在这10年期间，我们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世所罕见的高增长，最近10年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然而，这种高增长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增强了国家实力的同时，也积累下诸多矛盾和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以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为依托、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事实越来越证明了它的难以为继。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要改变这种粗放型、低水平的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受冲击最严重、经营状况最困难的，正是那些技术和管理水平粗放，低端、落后的行业和企业。因此，在实行刺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坚定地进行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促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能为了保增长而“饮鸩止渴”，把那些已经或准备淘汰的落后产能再重新扶持上马。要严防一些地方不顾其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市场条件等乱上项目。

　　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促转型之间，非但不是对立的关系，还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的回落，为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另一方面，结构调整将给未来的长远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可以说，保增长、扩内需是“治标”，是短期目标；调结构、促转型是“治本”，是长期目标，只有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

　　需要说明的是，结构调整并不单指产业结构，还应涵盖更广义的经济结构。当前尤其要注意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投资，轻消费”，两者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假如消费长期乏力，很可能会导致投资“踩空”，形成产能过剩；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及消费品质的提升，则可以反过来拉动投资，并对投资的方向构成“倒逼”，驱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总之，扩大内需的政策内涵绝不仅仅是强力投资，而增加投资也绝不能只盯住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促进消费理应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内容。在这方面，预计中央还会有更多的后续政策出台。

　　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总结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四个压力”，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这一判断反映了中央对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

　　我们认为，这些压力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市场和企业自主调整的动力。作为各级政府，应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通过准确、得力的政策引导，与市场形成合力。果能如此，我们将迎来一个以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为亮点的“新增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