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在成长的进程中要善于抓住动荡和灾难的机遇；中国有可能充分把握这一机会跨越式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应有的地位

　　美国次贷危机已引发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这场百年难遇的危机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同时也将带来机遇。任何危机都意味着既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重新洗牌，意味着新兴大国取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有鉴于此，只要领导坚强，目标明确适当，行动及时有力，抓住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的新契机，中国有可能充分把握这一机会跨越式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应有的地位。

　　在危机之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确实会承担一定压力，付出一定代价。但应该看到，一个孤立国家所追求的经济目标仅是绝对增长速度，而在国际体系下，由于存在利益分配问题，一个国家既要追求绝对增长速度，更要追求相对增长速度，因为后者决定了该国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决定了该国是否能够从国际经贸和世界经济增长中取得合理的份额。

　　一个大国在成长的进程中要善于抓住动荡和灾难的机遇，趋利避害。面对动荡，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冲击，但也只有动荡才能让抗风险能力强的国家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强者并不担心本国受到冲击，在全球经济普遍萧条时甚至不怕本国经济绝对规模有所下降，只要本国下降的比竞争对手少，那么本国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提升了，在未来的复苏中就能得到比以前多得多的收益。假如未来可以赢得更大收益，那么今天所受到的冲击就不过是一种投资。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应对，还是把握，需首先明确中国的目标。面对任何重大事变，我们的努力都应指向从最低目标到最高目标的一系列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确有哪些选择。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目标从低到高应当依次排列如下：

　　——减少、消除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的损失，削弱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保证中国经济继续维持一定的健康增长速度。这是中国必须完成的最低目标。

　　——在应对中把握机遇，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借助危机冲击改善国内经济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大国在外部世界中崛起的必要前提，也是为了让我们取得“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地位。

　　——最大限度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力，包括巩固、增强本国在周边国家/地区和其他重要国家/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尽可能提高中国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

　　围绕第一个层次目标所作的努力，从增强出口激励措施力度，到刺激国内市场，我们已经看到了，需要做的是及时出台具体措施并落实。在这里，需要注意，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往往会引爆潜藏的各种社会矛盾而转化为社会危机。对此，我们需要努力消除国内社会不公，防止利益集团在反危机过程中浑水摸鱼，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从根本上降低社会危机风险的几率。同时，还需要关注其他国家、特别是某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内金融危机向社会领域蔓延的风险。

　　在第二个层次上，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把握危机冲击部分外资企业总部之机，有选择地以合理条件回购国内外企，既化解外资企业因危机而对国内银行信贷、供货商应收账款、就业等方面的冲击，更能推动打破某些领域外资垄断局面，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减轻国家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压力，同时为国内大量剩余资本开辟符合国家公利的投资渠道。当然，回购国内外资企业应当有所选择。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优先回购面向国内市场的外企，面向海外市场的外企次之；高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外企优先回购，低技术、一般日用消费品外企次之。因为若不能掌握被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收购就只是购买了一堆废铁，而掌握国内销售网络显然比掌握海外销售网络更容易。回购高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外企可以取得至少部分我们尚不具备的技术，增强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而低技术、一般日用消费品行业门槛较低，也不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技术。

　　其次，可以通过危机冲击，使中国国内此前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原则的“政绩”负面后果原形毕露，从而创造整肃政绩和市场秩序的良机。

　　在第三个层次上，一方面，西方的危机意味着中国销售市场、投资和发展模式魅力上升，我们大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机遇。另一方面，可以用适当的条件作为交换，换取我们以适当的形式、规模参与西方金融救援，这也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外需不至于急剧萎缩。交换的条件应当是横跨经济、政治等方面。其中，在经济方面，可供选择的条件包括要求对方保证对中国商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和权利，从而为中国投资的增长开辟道路，减少、停止对中国与第三国经贸关系的干扰，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的话语权力，在多边贸易和金融谈判中接受中国主张，尽可能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等。(文/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