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走软，以美元定价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一度大幅攀升，造成全球通胀蔓延，但对各经济体的通胀率却有天渊之别，津巴布韦是百分之几百万，日本却只有2%。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认为：“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

　　由华尔街“次贷危机”超级金融地震引发的“金融海啸”，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西方国家，一波接一波的巨浪有可能最终向我们呼啸而来。身处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我们无法置身事外，但只要未雨绸缪、应对得当，完全有可能独善其身。

　　“去年的时候，次贷危机的深刻影响已经完全展露了，但中国的官员，包括我接触的发改委的一些官员，都在说‘没事’，美国不会出问题。但今年以来，次贷危机的蔓延把我们给打蒙了，中国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其已处于全球化的深海了，想脱离出来都很难。”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如此形象地描述“金融海啸”对我们的影响过程。身处其中而不知深浅，更不知惊涛将至，也许比“金融海啸”的冲击更为可怕。

　　全球化是以全球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的景气上下波动，对各经济体的运行会造成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各自的经济“修行”如何，最终所受的影响也会大不相同。美元走软，以美元定价的国际大宗商品(如石油、矿产品)的价格一度大幅攀升，造成全球通胀蔓延，但对各经济体的通胀率却有天渊之别，津巴布韦是百分之几百万，日本却只有2%。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认为：“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

　　我们的经济尚未完全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业还没有完全暴露在国际金融风险当中，国际资本也“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应对“金融海啸”还有一定的准备时间和回旋空间。我们正处于向重化工业转型的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还未完成，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也有相应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条件。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拥有一个人口基数庞大且消费层次丰富的国内市场，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弥补出口市场增长减缓甚至萎缩的空缺。其实，早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已经提出刺激内需以应对外部市场的风险。然而，由于体制激励的约束和内部动力的不足，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决策(如开征利息税“将储蓄赶出来消费”)，最终却演变为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各地忙于铺摊子、搞基建，投资增长长期高于消费增长；又或忙着招外商、引外资，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长期居高不下，如纺织业前些年的投资增长都在50%。所谓刺激内需，最见“功效”的是房地产业的投资膨胀，“天价地”、“天价房”层出不穷，让平民百姓望楼兴叹。

　　时至今日，“金融海啸”呼啸而至，靠过度消费、超前消费而借贷度日的美国经济已经难以为继，结构调整势在必行；靠过度储蓄、外需拉动而维持增长的中国经济也已不可持续，结构调整也势所必然。调整结构的关键还是改革，短期应厉行减税，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刺激居民的消费意欲；中期应理顺价格，主要是能源、农产品和劳动力等价格，让价格信号通过市场配置资源；长期则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等改革，让中低收入者不再被动储蓄，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消费。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受制于体制束缚和利益纠葛而始终未能成为现实。当“金融海啸”形成新一轮的外部压力，转危为机就要把巨大压力变成改革动力。要来的终究会来，绕都绕不开；要面对的始终要面对，躲也躲不掉。(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