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8月1日开始实施了。在全社会都在津津乐道哪个垄断企业或者是行业将成为“第一被告”的时候，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下声名大噪的“山寨机”。其实，它才是反垄断的先锋——不仅有精神，还有实在的技术。

　　这是一种很让大公司头痛的手机：它没有法律上的侵权问题，它能把几乎所有品牌手机的所有先进功能集于一体……最重要的是，它让看起来尊贵无比的高档手机几乎便宜到“白菜价”，不再是“成功人士”的专属。所以在“黑手机”的说法已经被法规移除之后，它被大公司、大厂家安上了一个很有点土匪气的名字——“山寨机”。

　　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山寨机”的前世今生。简单一点说，就是台湾有一个叫蔡明介的工程师，办了一个叫联发科的公司。这个公司做了一个系统，把手机主板、软件集成到一起卖，只要加个外壳和电池，谁都能用他提供的系统生产出一台手机。就像你去市场买一台电脑兼容机一样，CPU、内存、硬盘、显卡都给你配好，你唯一要选的就是一个机箱，然后用螺丝把它们拧紧。而这套系统的功能是什么呢？摄像头、MP4、储存卡、触摸屏、JAVA、蓝牙，你想得出来的功能它都有。

　　“山寨机”在让国产手机起死回生的同时，不出意外地遭遇到了大厂家御用舆论甚至是官方的抨击。时评界的怪才瘦竹先生对此颇为不忿，遂在《南都周刊》刊文力挺“山寨精神”。征得其同意，扬子时评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现代消费社会，物质的丰富似乎预示着生活的美好，如果只是单调的数量的增加，就会使得物对人的刺激越来越小，而科技的不停创新并应用，却使得对未来的厌倦不会提前到来。

　　但是，技术并不是掌握在公众手中，我们的生活是被大公司控制的，大公司决定我们使用什么颜色的胸衣，什么款式的手机，以及何种程度的科技。

　　据说，计算机处理器的制造商将永远会把最好的技术锁在保险柜里，拿出来改善人类生活的总是哪些次等的技术，为的是争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我们有理由怀疑，大型的手机制造商也总是不愿意马上将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供大众使用。

　　我们以为脱离了计划经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钱购买想要的东西，孰不知，国家不搞计划经济，大公司还在搞计划经济，高质量产品的匮乏，是大公司统治年代不可变更的宿命。

　　我们以为抹去了种族和出生的差异，就可以实现人和人的平等，然而，市场上的产品正在用自身的价格将人们再次划分等级，因为寡头公司控制技术，控制生产，所以他们可以用低成本的东西卖出高价钱，并把出不起这些价钱的人划为次等。

　　人们使用物品自由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寡头公司的霸权造成的。而我们正是把这个禁锢当成天然，把这种非个性的批量生产当成潮流选择。

　　“山寨”从出生到成长，浑身上下是一股草莽的味道。他们的产品是对制服化世界的嘲笑，也是对大公司统治的反抗。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计划者，也不是将技术藏着掖着的伪善者。

　　“山寨”的作风在于粗犷地好客，好酒好肉都奉上——双卡双待双蓝牙，大声大屏大容量。要是客人不满意，还有最具特色的小菜——有烟盒形、火箭形、汽车形、香吻形、鸟巢形，有人形、狗形、福娃形、有Hellokitty形、Spideman形、Carfield形……

　　寡头公司的作风是小气地精明，虽说都是为了多赚点钱，但就是为了这些钱，他们小心翼翼地应对市场，他们小心翼翼地批量生产，不敢冒险，不敢创新，不敢出格。学生的校服也是这样生产的，但你会看到校服上总是被涂鸦。

　　在个性的年代里，大公司只会用黄金钻石以及高价来体现顾客个性，而“山寨”用的却是特色和思想。谁都明白，这个时代缺的不是钱，缺的是特色的创意和才华。

　　如果你在嘲笑“山寨”，你一定会同时嘲笑堂·吉诃德。可是，在没有骑士的年代做骑士的事情，终归是需要勇气的。而时间也将会证明，我们需要骑士，甚至需要龙，尤其在我们对这个一统的世界表示厌恶的时候。

　　“山寨”的出现，使得囊中羞涩的人也可以共享相对高端的科技。上纲上线地说，“山寨主们”在客观上造成对平等的促进，对垄断的反对，对众生的善举。

　　但并不是说这些“山寨王”本质就是很好，不会变坏。一旦他们被招安，一旦登堂入室，或水土不服，死于非命，或不小心成了帝王将相，那时他们也将学会计划管理，也将学会驯服民众。

　　保卫“山寨”，是在保卫某种我们失落的精神，保卫这种精神，是在反抗现代社会固有的势利。当然，保卫山寨，并不是要认可某种侵犯知识产权的高模仿行为，也不是要赞同企业偷税漏税的做法。我们反对招呼客人的时候，去顺手牵羊大鱼大肉，但是我们必须赞赏这种好客且富有创意的平等招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