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的高增长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回报率的增长、经济结构性的变化、人口红利等，只要这些因素不发生改变，我国经济就能保持迅速增长势头。不过，过去5-6年经济高速增长累积下的外部不平衡、通货膨胀压力以及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需要我们的宏观政策认真加以应对

　　驱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因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10%。最近5年-6年中国经历新一波景气增长，GDP年增长率连续达到或高于10%，国际贸易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2007年贸易额超过2万亿美元。以下因素驱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大幅提升，年均增长率达到15%上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也保持6%以上年均增长率，近年百分数增速甚至超过两位数。

　　二是资本回报率增长。自1998年以来，工业部门的净利润/资产比、净利润/权益比强劲增加，2007年分别达到约6%和15%。虽然2007年公司盈利能力统计值可能受到显著通胀和股市价格飙升等因素额外拉高影响，但是总体来看，资本回报率增长对近年投资和经济增长推动效应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三是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劳动人口比例逐年下降，截至2007年已降至约40%，过去5年-6年这一指标变动速度显著加快。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房屋建筑和高速公路里程快速增长都显示这一进程加快。

　　四是以人口抚养比下降或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上升衡量的人口视窗或人口红利影响。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后期阶段，这一因素仍是推动我国GDP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然而依据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结构长期变动趋势研究和预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后将达到顶峰，之后将会逐年下降,因而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不久将发生逆转。

　　五是国外投资的拉动。1993年以来，总的国外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FDI)都维持在较高水平，2007年更是达到近700亿美元之巨。我国目前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并不缺钱；然而大规模FDI流入不同程度伴随成熟技术、管理方法以及国外市场，有利于解决我国资金富裕和资本不足问题，因而仍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如果中国能保持迅速增长势头，假定人民币相对美元趋势升值继续展开，到2025年，我国的人均名义GDP有望达到12000千美元(基于2005年美元价值)。

　　过去高增长积累的问题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长期看好，同时也应注意到过去5年-6年经济高速增长累积产生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外部不平衡。集中表现为贸易顺差快速强劲增长，2005年-2007年在经济增长显著高于潜在供给能力同时，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每年都在20%-30%之间，与此前20多年顺差增长逆周期的经验形态形成鲜明对照。加上资本项目盈余以及近来境外资金违规渠道流入，外汇储备几乎呈指数形态增长，截至2008年3月底已达到1.68万亿美元，6月底达到1.8万亿美元左右。

　　外部失衡可以从两种视角来看，一是认为外部不平衡根源于我国的高储蓄率，然而这一解释基于宏观经济变量等式定义关系，在提供经济假说方面存在明显局限。二是从相对价格角度看，外部不平衡基本根源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偏低，与中国经济追赶过程中生产率相对增长的基本面因素要求不相适应。

　　二是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加，表现为CPI(消费者物价指数)，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和RMPI(原材料价格指数)较快增长。目前对通胀现象有两种解释观点。一种是结构主义分析观点，认为物价上涨是不同部门和方面供给逆向冲击通过成本推动带来的结果，因而需要主要采用结构性措施应对。另一种是货币分析观点，认为一段时期经济偏快增长累积失衡压力，通过广义货币过快增长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因而应当主要采用总量调节手段应对。

　　三是剧烈波动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2007年，房地产价格和股市指数大幅上涨，但是进入2008年后，房地产市场疲软，沪深两市指数剧烈震荡，这些成为宏观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政策基本原则是中国决策层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大体包含两层内容：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于这样的原则，当前我国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宏观经济政策：

　　在涉外经济政策方面，我国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逐步使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减少出口退税，降低特定进口商品的关税；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建立CIC(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尝试在全球范围进行多样化投资；通过QDII(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逐步扩大国外证券投资管道。

　　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综合采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利率政策，以及窗口指导和信贷数量控制政策。在现阶段，窗口指导和信贷数量控制政策仍然发挥显著作用。

　　另外中国政府还实行不同种类结构性政策调节宏观经济矛盾。这方面政策包括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母猪提供保险以鼓励生猪生产；限制粮食出口鼓励进口；发改委实行临时性价格管制措施等。

　　如果目前紧缩宏观政策能适度坚持到位，今年我国GDP增长率可能降到略低于10%，年底CPI增长率将降至约5%左右，全年CPI增长率约为6%-7%。中国经济新一轮景气增长，再次证明30年改革开放发展道路选择的正确和成功。最新增长经验也提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会给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各种比早先时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挑战，需要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对这一领域问题提出新的思维和应对方针。短期内，我国需要继续保持一段从紧货币和宏观政策，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增长势头，从而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卢锋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