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忽悠“富豪榜”的英国小伙胡润又在忽悠中国人了：日前，他抛出了一份“2008中国新贵族消费门槛”，据他称，“每年至少要消费8299万元”才算跨越了这道门槛，可以跻身于“中国新贵族”之列，而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富豪共有5万人。(《京华时报》7月24日)

　　钱多就是贵族？我对这个结论非常怀疑，因为“富”并不等于“贵”。“富”是有形的，可用物质衡量的；“贵”是无形的，是内在的、精神的修养和气质，是不能用财富堆积去衡量的。富豪可能低级庸俗，“贵族”却可能生活拮据。胡润来自英国，应该知道一部英国贵族史表明，贵族之所以“贵”，并不在于拥有巨额财富，更不在于豪华奢靡、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而在于其品行端正，操守优良，注重荣誉；在于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以及为其他群体所提供的保护和帮助；在于其对国家利益和荣誉的捍卫，包括为此所作出的牺牲。

　　实际上，贵族一词所强调的，早就不是什么财富、消费之类的意义了，而是精神品质。比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曾指出：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很明显，在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眼里，所谓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既无关乎门第、血统，更与消费水平无关。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在社会学意义上所产生的后果，就是社会开始分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在我看来，如何教育、引导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养成“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学得像一个真正的“贵族”，自觉地承担起其对社会、对公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贵族”品格不是天生的，而要靠后天的培养。比如在1930年代之前，西方强调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利润，而1930年代至1960年代则倡导企业也要对顾客、员工、供货商、债权人及所在社区负责；1960年代后，则更多地主张企业应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回馈社会。到了今天，比尔·盖茨甚至认为，获得社会认同是一件比获得财富更重要的事。

　　胡润以消费能力作为划分“中国新贵族”的标准，无疑是属于一种商业炒作，我们不妨一笑了之。但对于究竟什么才算“贵族”，我们不能被胡润忽悠了，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即便是富人糊涂，社会公众却不能糊涂！(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