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要把金融安全放首位

　　无论谁成为中国金融行业的主导者，都必须正视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之间存在的失衡。

　　在全球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之后，履新担任中国主管金融副总理的王岐山在5月9日召开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指出，要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稳定，“防范化解风险是金融发展的永恒主题。处理得不好就很可能引发金融动荡，影响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的稳定。金融安全直接关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必须把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

　　在国际与国内金融风险的双重压力下，主政者将金融安全提到如此的高度，事实上是向世界昭告中国向金融危机、金融风险宣战的决心。

　　中国建立金融安全体系有两道防火墙：一是建立金融领域的市场体系，使稀缺的金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良好的市场运转机制与高效率的正确的资源配置，而非存款保险制度，才是金融市场最好的安全保障；二是建立中国金融市场的完全的内部开放机制，使境外危机不至于在中国蔓延，中国金融机构不至于被外资逐步蚕食，同时使内部的金融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如果欠缺第一道防火墙，即便中国的金融机构百分之百由国有控股，也无法保障中国的金融安全。与非国有控股的区别仅在于，国有控股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必须由公共财政百分之百买单，就像纳税人为国有控股四大银行上市之前买单上万亿元人民币一样；如果欠缺第二道防火墙，中国将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买单者，中国金融市场会成为全球金融机构逐鹿的乐土。应该指出的是，这两道防火墙密切相关，欠缺任何一道，其他防火墙都会成为风蚀之墙，不堪一击。

　　要建立防火墙，我国金融市场的软肋何在？王岐山提及金融监管、资本项目管制、非法金融活动、建立应急预案等方面。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金融创新的双刃剑作用。许多人避重就轻，不提中国金融机构滞后的内部治理，也不提金融资源的行政主导因素，一味将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低效归咎于缺乏创新工具，这显然是因为制度改革与破解既得利益集团比建立金融工具要困难得多，而金融创新利益也要大得多。我们看到资产证券化、融资融券等创新提议层出不穷，仿佛只要增加了资金杠杆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的一切困难都可迎刃而解。事实绝非如此，精进于金融创新工具而忽略制度建设，对于市场基础并不稳固的中国金融业而言，无异于玩火自焚。

　　应该强调的是，保障金融安全关键还在于建立金融领域的市场基础制度，在承诺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对内开放。

　　从2005年开始，政府对于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放开了条件，其准入要求和条件更加清晰，但中国金融业有限制的对内开放一再显示残缺之美。在准入方面，主要国有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在设置条款上有歧视性，导致目前民资可以进入的主要是一些境况不妙的金融机构。在民资准入之后严加约束，“任何投资人不能借银行金融机构从事管理交易，坚持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度分离”，将这些持股人的法律权利(比如合法获得的经营管理权)大大缩水，导致一些民资入股城商行之后曾出现大量分红、贷款给关联公司等追逐短期收益的劣行。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金融领域对内开放是跛足的，远远落后于对外开放的步伐。在2006年2月颁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规定凡今后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拍卖方式)———这是否意味着，在监管部门心目中，外资才是真正的心仪对象？所谓审慎准入也分三六九等？

　　中国金融机构不对内开放，内部治理滞后，在遭遇困境时只能寻找外援，以低价寻找境外战略投资者，将近万亿元人民币财富拱手相送。不通过竞争，而是通过国家注资、上市、向外资寻求援助等行政调整，来改造国有商业银行是一个重大误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脱离竞争而提高自身效率。金融机构不对内开放已经贻误了制度改革与培养本土金融机构的良机，同时使得资源配置继续向行政主导型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