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给全国人民每人分红1000元。”该说法年初在上海两会上提出后立即激起千层浪。而今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给国民发一个相当于43亿元人民币的大“红包”,即21岁以上国民人均可拿到2000元。随后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要依样画葫芦。此后,我国是否应该仿效,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说法一直没有停止。今年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同样观点针锋相对,众说不一。该说法到底是“无稽之谈”,还是“在表面荒谬之下寻找合理逻辑”呢?

　　正方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 钱落百姓口袋最能体现分享成果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育彪接受采访时非常明确表示:“我非常赞成这个做法,就是要让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改革成果。虽说政府投入医疗、教育等也是分享改革成果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发红包的方式更直接、透明,更可以让老百姓真正感觉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他同时指出,如果全国人民每人都一个标准、都分1000元,这是一笔很大的财政支出,这并不是很合适。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1000元喝喝茶就没有了,而有的地方几百元就是很大一个数字,所以执行起来可以考虑各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金额。这笔钱中央政府可以出一点,地方政府也可以出一点。

　　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兰 仅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或许可行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华明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刘乃兰赞同的方式比较委婉。她表示,如果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政府像发放一种全民纪念币一样操作这件事,那么全民分红倒也不失是一种可行有趣的创新之举。但她同时指出,这种全民分红作为一时的娱乐可以,却无助于长远问题的根本解决。改革开放30年之后,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才是危及当今社会安定和谐的最大隐患。共享中国崛起的成果,关键还是推出切实措施来均贫富。她提出,与其为发1000元钱设计制度配备人员,倒不如选择更为便捷的途径,比如取消利息税等等。

　　反方

　　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 二次分配才能解决一次分配不公平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永忠明确表示反对。“这仅仅是一个理想化的想法,既不现实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在他看来,每人是否发1000元分享改革成果其实还是一个二次分配的问题。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出现的不合理的现象,就需要二次分配来调节和解决了。“近期物价上涨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单纯增加1000元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真正合理的二次分配才能真正帮助低收入人群。”

　　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 未来三五十年都很难实现全民分红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联副主席潘庆林表示,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差异比较大,居民收入差距也在增加。在这样的前提下,搞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是没有必要的,应该把钱用到更需要扶助的弱势群体身上。此外,13亿人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么大的基数要是真的每人发一个红包非常费时费力。归根到底,中国目前还没有发展到香港和新加坡那样,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老百姓能够收到来自政府的红利,但在有限的30到50年内,还很难出现这种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黄泽民 中国崛起尚未完成有很多问题花钱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黄泽民表示,这种全民分红的设想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颇为“无厘头”,因而持不容置疑的反对态度。他说,像新加坡和香港这种地域比较狭小、人口比较可控的国家和地区,全民分红作为国家“公司化”管理的一种体现,并不荒谬也很可行,但实效如何尚待观察。而中国大陆人口众多,崛起过程并未完成,面临着更尖锐、更急迫的问题。中央财政收入虽然已经堪称丰厚,但如何防止中国经济硬着陆,如何让低收入人群在更持续地获得保障关爱,都是财政投入的“无底洞”。

　　他山之石

　　2008年2月7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1680亿刺激经济法案,2月13日,布什签字使退税法案正式生效。这一法案意味着:单身纳税人将享受一次性退税600美元,夫妻加倍,儿童每人补助300美元,不需要纳税的低收入者包括靠社会保险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和退伍残障军人也可获得退税300美元。

　　2008年2月15日,农历新年刚过,新加坡宣布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约合人民币320亿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因此,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新元(约合人民币90亿元)还富于民,新加坡人口约为450万,18亿新元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香港随即表示将效仿。

　　专家眼

　　中央党校研究室博士李杰 盲目全民分红是政府功能的错位

　　中央党校研究室博士李杰明确表示反对这种全民发红包的建议。他表示,政府对于公众而言是一种“秩序守望者”、“公平守护神”,公众对于它的期望值很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政府行为都是一个政治过程都有一个成本收益的问题。如果说政府手中的资源是无限的,那么它就可以以乐善好施的形象出现,无限度地提供公共产品和财富。但是现实情况是,政府并不能无限制地拥有资源和财富,它必须通过税收等手段积累钱然后再把这些钱进行新的分配。

　　政府花钱的地方主要是用于最需要用钱的对象,用于公共服务体系,即使用于公共服务体系也是必须强调先从最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做起。举个例子,心脏搭桥手术的效果大家都可以看到,也有很多人确实需要,那么这个疾病可能纳入了基础的医疗保障体系,但是如果是一些疑难杂症就不可能了,政府的财力不可能支持那么多。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求政府给每个人都发1000元是没有道理的。

　　而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全面都发红包呢?对此,李杰指出,这里单纯的对比是没有意义的,首先新加坡人口没有那么多,其次新加坡是一个法制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政府对于财政行为管理得相当科学,他们全民发红包仅仅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标准提高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原有基础上的增量而已。如果说新加坡政府对于一些特别需要花钱的、特别需要帮助的人群的基本保障都没有做好就全民发红包,这样不但不是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而是政府功能的错位。(沈昀 王雨吟 郭芳 陈枫 李焱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