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价格上涨的背后，暴露出产业发展不平衡，尤其是第一产业近年发展滞后，必须千方百计促进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

　　有人说，CPI是2007年以来全国普及率最高的一个经济热词；也有人说，这一轮涨价，就数食品涨得快。

　　此话不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全年CPI等一系列数据，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了4.8%，涨幅比上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而在统计的八大类别中，食品类价格以12.3%的上涨幅度，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4个百分点，被视作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原因。

　　日前，在上海社科院举办的《新智库论坛———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上，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指出，如果把所有商品分成食品和非食品两大类来计算，去年CPI上涨4.8%，食品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4.0个百分点，去年整个物价上涨的83%来自食品涨价。

　　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则在该论坛上表示，食品价格上涨的背后，暴露出产业发展不平衡，尤其是第一产业近年发展滞后，必须千方百计促进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

　　食品类领涨物价水平

　　2007年，食品类领涨了整个CPI指数。统计数据显示，在食品价格中，粮食上涨6.3%，蛋上涨21.8%，肉禽及其制品上涨最多，达到31.7%。可以说，这一轮物价上涨主要是“餐桌上的涨价”。

　　或许，这解释了为什么去年的CPI上涨幅度虽并未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最高水平，却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广泛关注。“民以食为天”，肉、蛋、禽、奶、菜，这些食品都是老百姓天天都要打交道的。“餐桌上的涨价”，远比其他领域物价上涨带给人们的感受更加强烈。姚景源还指出，越是中低收入家庭，计算食品开支占总消费比例的恩格尔系数越高，食品价格上涨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曾公开表示，从结构上看，影响这一轮CPI上涨的主要诱因之一是猪肉价格上涨。

　　专家分析，猪肉价格的上涨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前两年，猪肉价格持续走低，生猪收购价相应下降，而同时作为养猪重要成本的饲料价格则在走高，造成生猪养殖的收益降低，农民养殖生猪的积极性便也降低了，导致生猪养殖量下降，特别是存栏母猪下降。这为此轮猪肉涨价埋下了伏笔。此外，猪蓝耳病疫情的影响，导致猪肉产量进一步下降，引起价格上涨。去年5月份起，全国猪肉价格开始大幅上涨。从6月份开始，肉价所带动的CPI上涨就超过了4%。

　　猪肉涨价了，人们转而寻找替代消费品。于是，牛羊肉、禽蛋等都发生过价格上涨，食品类中的涨价面越来越宽。

　　反映一产发展滞后

　　从猪肉到许多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有经济学家看到的是一段时间以来第一产业发展不足带来的累积效应。

　　与许多在货币领域寻找答案的研究者不同，此次论坛上，汪同三对最近一轮以食品领涨的物价上涨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和2003年左右出现过的一轮CPI上涨一样，2007年又出现的一轮CPI增幅上涨，根源问题之一都在于农业发展的滞后。

　　姚景源也看到了第一产业发展在现代化、规模化方面的滞后。他指出，2007年导致CPI涨幅较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猪肉，但值得注意的是，鸡蛋和猪肉一样出现过价格上涨的情况。而与猪肉相比，鸡蛋在去年4月左右和猪肉价格上涨的幅度是接近的，但鸡蛋涨幅在较短时间内回落了。他认为，这是因为鸡蛋在我国已经实现了更为普遍的规模化生产，可以较快地适应市场变化而进行调节。姚景源指出，猪肉这样一种重要的物资，还有很大一部分供给仍建立在千家万户的散养小生产上，“有65%的猪肉来自农民散户，这说明农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据了解，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疫情的快速扩散，和生猪的散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和规模化养殖户相比，散养户资金少、产量小，规模效益低，盈利能力不高，市场信息相对封闭，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据抽样调查，散养户单头生猪盈利比规模养殖户低20元左右。散养户技术水平低，遇到疫情难以有效控制。

　　专家提出，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指标之一是一产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不需要发展。在整个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在二产、三产高速发展，整个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的同时，一产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过低，尤其是应当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如果农业、养殖业一直处于分散经营、个体经营，组织化、规模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很难满足需要。

　　农民增收是当务之急

　　为了解读当前的这轮物价上涨，专家们回溯到了肇始于2003年的前一轮上涨。

　　2003年起，我国出现了CPI上涨，到2004年，CPI涨幅达到3.9%。汪同三指出，那一轮价格上涨的一个最初信号，就是北京街头的烧饼开始涨价。他说，一个小小烧饼的涨价背后，反映出粮食产量和实际消费量之间的缺口。究其原因，是此前一段时间，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发展滞后，造成粮食产量不足。

　　农业发展滞后的累积效应在几年后显露出来，由于一段时期内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的下降，粮食生产与消费间渐渐出现了缺口，造成部分品种的粮食种类及相关产品价格上涨。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2003年后我国大刀阔斧地推进了多项政策促进农业发展。一是取消农业税，仅此一项使得农民每年增收不少于1200亿元；其次是设立了粮食收购的最低保护价；另外，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农民购买农机具也进行补贴。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并很快起效。

　　2004年，由于以上种种激励政策的调控作用，农业生产扭转了此前多年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991年以来最高，一产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自2001年以来首次上升，达到9.2%。同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也达到了20世纪末以来的最高值。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幅的提高对稳定宏观经济全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之后，一产发展速度又放缓下来。

　　汪同三认为，2007年又出现的一轮CPI增幅上涨，其实根源也在农业发展的滞后。他指出，2003年到2004年一产的明显增长，靠的是政策激励。而当前,农业税基本都免了，粮食收购保护价不可能一再提高，给农民种田种粮的直补和购买农机具的补贴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通过政策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是有限的。

　　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增加粮食产量，是当前稳定国内宏观经济大局的重要问题。专家认为，要保持粮食供求关系的平衡，提高农民收入是当务之急，也应成为接下来政策研究的重点。　(记者 杨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