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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幸。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正在逐步被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推定为“坏孩子”，因为来自这些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无论如何表现诚意，仍无法摆脱呼之欲出的制度约束。

　　目前这些新规则处于试探层面，而且西方仍对我们献上好言好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思路产生在全球化时代，却基于老套的双重标准，它一再提醒我们观察金融保护主义的汹涌回潮，而其精神原动力则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专政。

　　假如 托马斯·弗里德曼续写《世界是平的》，不知他怎样看待近来发达金融市场对新兴国家投资收购的恐惧反应。次贷危机之下，连大摩、瑞银等西方投资银行翘楚都四处筹钱，但当它们亲吻主权基金及时送来的银币时，政界却传来冷冰冰的声音：小心有毒。

　　世界是不是平的？无论答案如何，东方与西方看到的都是两个世界。二三十年以来，新加坡等少数几笔外汇财富在低调运作中，似乎看到了平凡做事的坦途，投资图报的普世价值也适用于自己。但如今更多新兴国家复制这一理财发明，麻烦却出现了。世界的聚光灯加倍照射在它们身上。为便于西方甄别与处置，“主权财富基金”的概念这才被归纳出来。

　　西方经济体引以为豪的是，它们奠定了现代公司制度以及金融市场的基础，并吸取时代教训渐次完善；它们推动了以自由贸易为先、跨国投资递进的全球化进程。但它们也以既存秩序的维护者自居，把自己描绘成商业社会的自由旗帜，将主权基金推定为心理阴暗的“国家资本主义者”。

　　然而，西方为新兴国家定制“最佳行为准则”，自己却远非纯洁天使。甚至可以说，它们正是在自我反省中以己度人，才会得出主权基金有威胁的结论。西方大型公司治理结构复杂发达，却往往爆出惊天丑闻。

　　美国“经济杀手”约翰·帕金斯的现身说法，与弗里德曼的乐观主义迎面相撞。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等合法外衣，肩负着以经济而非武力操纵别国的任务。帕金斯那本《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全球畅销，与主权基金威胁论的高涨几乎同时发生。

　　一个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是否透明公开？信息披露是否充分？是否暗中被政府操纵？主权基金暴露身份后，这看起来是西方向东方的质问，但实际上是西方对自己有史以来善恶之举的下意识反射。他们怕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与西方资本的输出史相比，主权基金仅相当于河之滥觞。实际上，兴风作浪的对冲基金和潜滋暗长的私募股权——发达金融市场两大“狠角色”并不需披露所有信息。市场上的匿名性与私密性一旦丧失殆尽，预期的投资策略便无从实施。

　　争议和外交辞令都未妨碍西方对主权基金陆续出台单边准则，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内制定出一套多边参与的全球指导规范。但产生年代、国家背景、资金结构各不同的各家主权基金怎能以一个“均码”的准则对待？

　　如果国际社会是明智的，它就不应该鼓励金融专政的出现，不应该在主权基金上无谓分神，却娇纵“金融大鳄”们的膨胀野心。在资本全球化舞台上，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投资者都需要真正的平等与自治。(范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