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经济学者只信任人们的钱包，不信任人们口中说的快乐。实际上快乐的衡量相当可靠，有时用快乐或用较客观的指标来衡量人们的生活品质，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站在这一历史节点，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更多的抉择、调整和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1.4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然而这1.4亿人并没有完全成为城里人，未来的城市化应该何去何从？改革开放30年之后，今后要走的路到底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小政府大社会？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到底是来自竞争还是垄断？许多问题都已摆在十字路口。

　　日前，由上海市经济学会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现状与国际竞争力问题研讨会在沪举行。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抉择、调整与发展”主题下，多位知名学者畅所欲言。

　　升值升息的博弈

　　在当前具体的政策层面上，以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等认为应该进一步放开汇率，让人民币迅速升值。而复旦大学华民教授则认为，人民币汇率在目前阶段应保持稳定，主张在维持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人力资本，从而提升内需。

　　华民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实际状况，外有顺差，内有失业。正因失业过多，导致内需不足，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推动。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消费与支出的结构，而是在于消费与支出的总量不足。只要居民收入没有显著提高，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导致人们放弃购买本土低价商品，而去购买高价进口商品。因此，人民币对外升值并不会导致进口的增加。

　　华民进一步指出，升息作为一种总量调控手段，对于解决由于结构性因素而造成的投资过热未必有用。从内部经济看，升息将导致储蓄替代消费，从而使得原本不足的消费更趋萎缩；从外部经济看，由升息导致的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提高，将会诱使更多境外资金涌入中国套利。人民币愈是升息，流入中国的国际游资越多，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就越大，从而令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加大。

　　潘英丽认为，在中国就业问题不是宏观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问题。因为中国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发展政策，而不是靠宏观经济政策调控。

　　潘英丽主张人民币加速升值的理由是，与其小步快走，给国际热钱注入和投机的时间和机会，不如一次性调整，热钱就没有必要进来了。她指出，人民币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内外平衡，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并抑制通货膨胀。

　　结构调整与职能转变

　　多位专家不约而同提到结构调整问题。潘英丽指出，2000年以来我国投资、出口占GDP的比重直线上升，而居民消费占比快速下降，三驾马车不平衡；由于大量投资在低层次的制造业上，我国对能源和有色金属等需求很大，这种经济增长很难持续。她强调，现在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在65%以上，显然是对外部过度依赖。据美国权威专家称，世界经济已出现拐点，现在起可能步入衰退。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对外依存度过大可能会受到较大伤害。因此当前急需结构调整。

　　华民也提到，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投资过度，而投资过度主要不是由利率过低造成的，而是因为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部门成为社会投资主体所导致的。所以严格说现在所发生的投资过热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一个资金成本问题。他认为要考虑占总人口60%的农民收入如何提高，70%的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如何提高，90%的普通劳动力收入如何提高。关键在政府应从赢利政府变为服务政府，退出市场转变职能，增加社会公共品生产。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指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也就是经济学家说的结构性改革问题。计划经济要走向市场经济，就要完成结构性改革任务，因为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公共部门非常庞大，所以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压缩公共部门，扩大私人部门，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过去已对银行和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改善了大量企业的竞争力，也使国有银行有了重生。但是还留下了一块公共部门的改革没有完成。

　　张军提出，当前中国经济抵达了一个十字路口，改革的重心应该触及公共部门中最核心的部分——政府部门，压缩政府规模、改变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让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重要职能。他还指出，中国当前阶段最大的民生问题是就业和低收入者收入增长问题。就业和收入增长依赖的是就业创造，而就业创造离不开私人部门扩张和城市化进程。至今，许多资源和机会还被垄断，土地流转和城市化进程依然缓慢，私人企业还面对着许多进入的壁垒，这些都会从中长期妨碍有效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能力。中国经济需要私人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市场扩张，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人口。

　　国民快乐的双重考量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黄有光教授在会上提出，中国经济处于十字路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继续强调高速GDP的发展，还是要强调经济质量，包括环境问题。黄有光提出，必须重视经济指标以外的一些因素，他强调了环境是否破坏和人民是否快乐等问题。

　　黄有光提到，多数经济学者只信任人们的钱包，不信任人们口中说的快乐。实际上快乐的衡量相当可靠，有时用快乐或用较客观的指标来衡量人们的生活品质，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经研究，知识和科技的进步可以提高生活的品质，而GDP本身的提高和生活品质并不完全正相关。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内，人们在吃、穿、用、行等各方面有了质的跨越，快乐感在增加，但当人均GDP超过一定水平线以上，人们生活的快乐感就未必会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而不断上升了。虽然许多人认为赚钱很重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钱带来的快乐可能会减少。例如美国经济总量增加很快，而人们对生活满意的比例在下降。

　　研究发现，影响快乐程度的并不只是收入，而包括健康、就业、婚姻等等。中国有一句话叫“助人为快乐之本”，研究证明这也是对的。此外，黄有光格外强调了环境问题。当前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巨大的环境及资源牺牲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未必可以直接增加人们的快乐感觉，另一方面环境的破坏却在给快乐感减分。

　　那么环境问题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自愈”吗？黄有光指出，尽管经济学者强调市场调节的功能，但环境破坏这样的问题在经济分析中被看作是一种外部成本，厂商们并没有考虑，市场也并不能处理，所以必须由政府来解决环境问题。

　　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今后不能只看GDP，还要看人民的福祉，重视幸福指数。同时应该认识到市场并非万能的，有很多问题包括环保、除贫、教育、研究等都需要政府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