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在维护彼此重大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共同做出一些让步，以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双输”局面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12月13日在北京落下帷幕，对话所取得的31项共识成果，为今后6个月将要开展的工作制定了优先排序。但纵观此次对话之前、之中与之后双方的利益关切和政策宣示，不难看出两国政府仍存在重大分歧。考虑到这些分歧背后所体现的战略意义，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三大领域分歧严重

　　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对话方面的分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如何看待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定位。中国对战略经济对话的定位一贯明确，借助这个机制讨论长期性、战略性和宏观性的问题。美国虽然原则上也同意这一定位，但在对话过程中，往往更为强调短期性、政策性和微观性的具体问题。这充分反映了美国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美国希望表现出高姿态，突出战略经济对话的非施压性以争取中国政府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在高姿态背后，其内心又特别渴望在具体领域能实现美国的实际利益诉求。

　　除了对机制定位的认知差异外，更大的分歧还表现在具体议题上，这也是人们更为熟悉和关注的。从第三次战略对话的联合情况说明看，金融市场开放、经济平衡增长和投资政策是三个最主要的分歧领域。金融市场开放方面，美国不满意中国银行业外资参与和证券业对外开放步伐，所以中国承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研究评估并提出政策建议。而中国对于美国对华金融市场开放也进行了反施压，因此美国同意无论是对中资银行在美设立分行，还是中国证券投资机构在美开展业务都实施国民待遇。

　　显而易见的是，承诺也好，同意也罢，其实都是分歧的产物。另外，在经济平衡领域以及投资政策方面，联合情况说明中所使用的是“磋商”“交流”“讨论”“评估”“沟通”“会谈”甚至“视频会”等词语，都异常清晰地表明中美两国在这两大议题上远未取得一致和共识，而更多只是表达了一种合作的意愿。特别需要指出，本次联合情况说明没有一处谈及人民币汇率问题，这种反常情况不仅不能说明两国在该问题上已经取得任何程度的共识，而且恰恰表明两国分歧严重——严重得无法将其放在联合声明中，因为任何一种表达措辞都可能会遭致某一方的不满。

　　美国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分歧的产生从来都是当事各方共同造成的，但还是有一个谁承担更多责任的问题。就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分歧而言，恐怕美国要负更多的责任，原因大致有如下三点：

　　第一，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分裂。在是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处理对华贸易摩擦上，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的意见并不一致。国会的总体意见是希望在其关切的问题上直接对华施压，而行政部门认为对华施压不仅难以奏效，反而会遭致中国强烈反对，进而有损美国根本经济利益。在行政部门的坚持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成为现有的中美沟通平台。对于如何利用这一平台，行政当局和国会的分裂更为明显。后者通常希望每一次对话都能产生重大成果，而前者则试图事先就降低这种并不十分实际的预期。在两者存在严重分裂的情况下，美方对华战略目标就会出现摇摆。一会儿国会的意见成主导，一会儿行政当局占上风。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

　　第二，对中国的过分要求。美国十分清楚，其在人民币汇率以及金融市场开放等方面的“建议”，一则缺乏明显合理的理由，二则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三则严重超越了中国所能承受的能力。换言之，于理于力都无法被现阶段的中国所接受。但美国仍然乐此不彼，或通过施压，或通过劝说，希望中国能够答应。如果中国拒绝，就动辄责怪中国不配合，或者威胁施以制裁。

　　第三，置身事外，而期望中国承担美国自身所应该承担的部分政策责任甚至道义责任。不可否认，美国对华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状况，但诱发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即使中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美国首先必须承认并且切实解决自己的问题。例如毫无限制的国内消费需求、屡创历史新低的家庭储蓄率、不加抑制的政府预算赤字以及不可思议的对华出口控制。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上述四个方面中的任何一点取得重大进展，都会有助于对华逆差的减少和全球经济的平衡。但问题在于，美国如此推卸责任，又怎能要求中国来独自承担呢？

　　合作共赢是必由之路

　　指出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的重大分歧，并且列出分歧产生的美方因素，并不是新一轮相互指责的开始。相反，这是一种坦诚的表现。只有深入认识到分歧所在和问题关键，才可能为未来可能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中美两国都必须意识到，中美经贸关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议题，而是与政治和安全密切相联的。各自国内政治的纷扰，彼此战略评估的模糊以及外来突发事件的冲击，都会严重影响和制约两国正常贸易关系的开展。

　　正因为如此，并且考虑到中美贸易关系对于两国的极端重要性——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对象和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两国政府更应该从战略的高度来解决现有的贸易争端，维护双边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

　　之所以这么说，是考虑到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如果出现一个贸易保护立场强烈的民主党总统，再加上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完全有可能被强行终止。届时，即使中美经贸关系不出现剧烈冲突，一定程度的动荡也将不可避免。这种情况当然非双方政府所乐见。所以，中国政府和这一届美国行政当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达成一定程度的默契，在维护彼此重大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共同做出一些让步，通过形成更多成果的方式来表明战略经济对话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以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双输”局面。【作者】宋国友(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