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开放大国的经济运行情况，与外部经济的关联度越来越高———

　　即将到来的2008年，中国经济将呈现怎样的走势？上周，一场以回顾和展望为题的中国经济论坛在沪举行。有趣的是，与会的中外经济学家在回顾总结2007年，展望预测2008年中国经济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另一个经济实体——美国。次级债危机凸现，国际经济下滑，各种各样的外部经济变量对中国影响几许？

　　次级债余波来袭？

　　次级债，这个2007年度围绕美国经济出现的高频词汇，是否会随着2007年的收尾而逐渐淡出？

　　经济学家们纷纷指出，次级债绝不只是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其影响也不会在短期内就渐渐平复。据预测，2008年起，次级债的后续影响将持续显现，波及大洋这头的中国也是意料之内。由于次级债原因，美国经济明年将进一步走低，这一点成为与会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有学者进一步论述，明年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会放慢，源头就在美国，肇始因素就是次级债。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分析次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时指出，明年世界经济将呈现半冷半热：发达国家经济可能遇冷，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则会趋热，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指出，次级债效应是逐步释放的。美国的有关资料显示，次级债效应将从2008年到2010年之间逐步释放，影响范围将从美国国内蔓延到欧盟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走弱，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的出口市场受到影响。

　　美林证券亚太区经济学家陆挺则给出了更为具体的预测，他认为，美国经济每少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就会少增加0.3个百分点。

　　也有观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经济区受美国经济放慢的影响相对会较小。因为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越来越低，我国对美国的出口5年来持续下降，而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如欧盟的出口则在增加。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周期到目前为止相对独立。美国消费品市场的衰退确实会影响我国出口，但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没有以前那么大。

　　美元贬值的“多米诺”效应

　　美国经济是冷是热，决定着国际热钱的走向，美元贬值引发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延伸到中国资产价格的涨跌、中国通货膨胀的情况。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判断，美元持续贬值将推高新兴市场资产价格。他指出，如果把中国资产价格长期上涨的过程看作一场“夜宴”，那么这场夜宴预计要在10年后才结束。而中期的“午宴”何时结束，要看国际资金流动，看美元变化。1995年，美国出现IT亮点，美元开始升值，大量美元资金回流。但不久后IT泡沫破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1年起，美元开始贬值，大量资金再次流入中国等新兴市场。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本次资金流入中国市场，是以证券投资为主，而非债务流入。因此，如果这次资金大量流走，最先遭殃的可能是股民。许多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有资金大量流走，就会带来金融危机。

　　截至目前，亚太新兴市场的净流入资金量已超过1995年的高峰，此后还会有多少资金流入，这和美元还有多大贬值空间直接相关。美元币值何时算到谷底，美国经济何时将触底反弹？谢国忠认为美国房地产见底是一个重要信号。而据预计，美国房价调整周期会很长，还将进一步下降。根据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房价下跌的情况推算此轮下跌，美国房价在未来2年中仍将以每年10%的速度下降。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实际有效汇率还有15%左右的贬值空间才能达到均衡，2008年很难看到美元反弹。

　　美元贬值将对中国持续带来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在美元贬值背景下，美元贬值推高了石油、黄金等以美元计算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国际油价上涨，将对中国明年的CPI指数带来影响。陆挺指出，如果说今年我国的CPI上涨属于食品引领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到明年，食品因素平缓后，原油价格高企可能引起成品油价格上调频率提高，能源将成为CPI上涨重要压力之一。这就是说，美元话语格局的外部经济环境，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会更显现。

　　开放环境下的政策设计

　　论及美国经济的影响力，谢国忠打比方说：“美国打个喷嚏，发展中国家就要感冒。”这样说或许有些夸张，但至少说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为代表的外部经济体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又会如何选择？

　　周振华指出，大国开放条件下，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的效果正在减弱。他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基于投资推动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并行叠加的阶段，城镇化初期必然有大规模的投资，而工业化进程中也势必对重化工业大量投资。其次，大规模投资靠压贷款是无法压住的。因为企业用于投资的钱是更多地来源于自身的利润，地方政府则基于高税收能力基础进行大投资，都不是依赖贷款进行投资。加上今年资本市场大发展，宏观调控对抑制贷款投资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有限。另外，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储蓄和投资的基本结构也是症结。高储蓄率意味着内需消费相对较少，势必带来高出口、高投资。

　　单靠压贷款压不住投资，单靠控制货币发行也很难抑制流动性过剩。还有一种调控手段，就是压贸易顺差。周振华指出，中国目前还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大量劳动力需要就业岗位，如果贸然采取强硬措施压贸易顺差，会影响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另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是手段之一。从长远看，这对启动内需、对社会和谐都有好处。但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创造的科技优势已经减弱，新一轮的技术革命还没有起来，当前全球经济已从科技竞争转化为成本竞争，只要是低成本的国家或地区，都会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因此中国劳动力成本如果增长得过于迅速，必然将丧失比较优势。

　　可以说，单纯采取目前使用的这些措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然存在问题，效果也未必理想。周振华指出，在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减弱的情况下，政策设计应该更加全面、综合，调控政策的视野应该从国内转向世界。

　　专家认为，有几招可能会更有效果，一是节能减排，二是土地控制，这两条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投资冲动，对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或有帮助。专家还提出，在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投资行为应该从项目投资转向实物投资、人力投资，尤其是对人才教育的投资，将影响深远。政策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很重要。当前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相对较少，加大保障力度，特别是基本保障，对刺激消费需求会有一定作用。(记者 杨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