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最大危害是，不仅造成社会财富的大范围转移，而且严重影响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费能力。因此，在推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两防”将成为优先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曹建海

　　12月3日，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幕，会议将制定明年经济政策框架。考虑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国内社会各经济主体及中外机构利益的日益分化，特别是这次会议对于明年我国投资、消费、进出口、物价、股市、房地产等方面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可以预见，这将是一次举世瞩目的会议。

　　关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11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当前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不少有利条件，但同时也指出，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国民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改善民生工作仍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协调发展，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就是说，在推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两防”将成为优先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为什么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经济发展速度再快些，把“蛋糕”做得更大一些，不是我们一直所希望的吗？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一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由什么引擎拉动的？二是这种经济发展究竟能够给人民带来多少实惠？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当然，并不排除在特定时期，以重工部门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迅速增长，以及在出口换汇时期扩大出口，也能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不过，固定资产投资一般是建立在消费需求基础上的。而且，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明，重化工业超前增长，也只存在于工业化过程的特殊阶段，并不能覆盖各个经济发展时期。出口创汇的目的，从来不应该为创汇而创汇，而是为了进口国内需要的多样化产品和服务。当然，依据比较优势的原则，进出口活动可以为一国带来额外的福利。这些理论和实践证明，投资和出口创汇的目的，都是为了提升本国人民的消费水平；相反，如果过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过多的创汇，是建立在损害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各级决策者心态膨胀和经济泡沫基础上的，并最终损害了本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这样的投资和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就失去了其最基本的意义。

　　需要高度警觉的是，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以房地产投资为龙头的。实际上，我国目前包括建筑、钢铁、有色金属、水泥、航运等产业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住房投资、工业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为服务对象的。对房地产业的扶持政策，为从事该行业的各个经济主体提供了丰厚的回报，也为地方政府带来了超过一半财政收入的实惠。但是，这些成绩是建立在高房价基础上的，引发民众对高房价和房地产业诸多问题的不满。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把社会资源主要配置在房地产业的政策，不仅危害到我国的耕地资源保护，也深深地挤压了其他产业以及关系国家未来命运的教育、科技的发展空间。

　　通货膨胀的最大危害是，不仅造成社会财富的大范围转移，而且严重影响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费能力。现代消费函数理论认为，财富是全社会总消费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的大幅度上涨，意味着公众持有的货币出现了严重的贬值，也意味着消费品的价格实际上是被严重低估了，有强烈的“比价复归”要求。所以，单纯地看待消费物价指数，并不能反映我国通货膨胀的全貌。而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也只能反映当年国民经济增量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的错位，不能反映财富存量特别是各类资产价格的变化引起的财富效应。只有全国控制货币供给，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以及由此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机活动，才有可能根治通货膨胀。

　　目前，外汇储备持续大规模增加，有可能成为导致中国经济陷入被动局面的直接因素。我国当前的外汇储备增加，有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因素，更多的是国际热钱流入的因素。在美元本位制的条件下，对人民币升值的套利活动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而我们缺乏最基本的控制手段，不能不说是宏观管理上的巨大缺失。在一些国际资本择机“落袋为安”的情况下，所谓取消“不必要的外汇管制”、鼓励“走出去”、“港股直通车”等，不过是应对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应急”之举，可能正好迎合了一些不良用心的国内外机构的梦想。尽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流动性，但同时给我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的，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很重，要把握全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切实把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努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这是值得我们期许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