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主要是GDP过分依靠投资增长；外贸的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过高；就业压力巨大；贫富差距在扩大。同时物价上升，房地产价格猛涨，股市有明显的泡沫。这一系列问题都各自有其背景，但又都和一些基本价格信号的扭曲有关，和国家的某些政策规定有关。

　　我国的银行利息率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存款利息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储户得到的是负利率。贷款的真实利息率只有两三个百分点。由于资金的成本低，投资者往往选择资金密集的项目。这些项目吸收的劳动较少，对就业的帮助不大。一个大型水电站投资几十个亿，就业只有千把人。一条地铁线，每公里投资上亿元，就业只不过一两百人。一架飞机价值上亿，解决的就业也超不过一千人。这些项目每一个就业岗位需要的资金超过一百万元。其他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项目都是如此。相反，一些配套资金很低，几千元就能创造一个岗位的服务业却得不到发展。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从2000年到去年的六年中只增长不到半个百分点。而此期间的GDP增长了78%。

　　从国际比较看，就业增长率应该与GDP的增长率相仿。例如巴西，1992年-2006年的平均GDP的年增长率等于就业的增长率，都是3%。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内的GDP增长率为10%，而就业的年增长率仅为1%。就业在中国应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因为就业能够缓解贫富差距，能够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而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社会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一投资趋势不只是利息率低所致，还与某些官员们追求政绩有关。

　　真实利息率的降低伤害了居民的财产性收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居民的财产性收益为GDP的6%以上，现在下降到不足2%。结果是居民不再到银行储蓄，而将钱投到股市和房市，其结果是银行存款大幅度减少。这种现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5年为止从未出现过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银行存款的增加超过当年GDP的增加，有几年超过达一倍以上。现在不但不增加，反而在减少。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注意，它可能蕴含着危险。因为过低的利息率在许多时候对宏观经济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从GDP的需求方面看，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持续降低，现在已经降低到GDP的41%，在美、英、德、法、意、日、澳、印、加、韩十一国中，中国是最低的(美国最高为70%)。与此同时，GDP中用于政府开支的比例却节节攀升，从1994年以来这个比例已经翻番，但百姓享受的公共服务提升的速度却没有这么快，这表明政府的开支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居民的消费，而且税收增加的趋势并没有削减的样子。近几年来，企业的盈利也在猛然增加，这是由于垄断性的国企利润增加，同时亏损的国企绝大多数已经卖掉。国企利润的增加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上交给财政部，而是变成了国企自己所有。最近这些垄断性国企上市，以垄断性利润吸引股民，从股市筹钱，造成了进一步的扭曲。

　　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人民币的汇率定得过低，已经是自1997年以来的老问题。那时候一年的外贸盈余已经跃升到400多亿美元。到2005年又跃升到1000多亿美元，去年进一步跃升到1700亿美元。如果从1997年就开始慢慢地让人民币升值，也许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维持低值的人民币，不得不抛出大量人民币用于购买美元，成为通货膨胀的隐患。汇率的扭曲还引起许多贸易争端，伤害了我们的贸易伙伴。我曾经说过，不存在可以损人利己的汇率(无论对中国或美国都一样)，只存在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现在我们的汇率采取逐步调整的办法，虽然避免了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或者只不过推迟了冲击的来到)，但是招引了更多的国际投机者把游资调进中国，使国内的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股市泡沫，房价攀升都与此有关。

　　今年我们正确地决定要节能减排，可是出于种种考虑又不把能源价格提高到位，也没有严格执行排污收费，更谈不上提高企业的排污收费标准。资源和环境的价格低是粗放型国民经济的特点。不想改变价格，只是用行政力量来节能减排，造成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对抗。管理层和百姓都应该接受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价格不动资源配置也不会动。价格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正确才好。因为，只有正确的价格才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

　　国民经济的管理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引导，面对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的一些失衡，我们必须慎重而果断地仔细应对。(本文中的部分数据和观点取自Jahangir Aziz和Steven Dunaway所发表的“China’s Rebalancing Act”. 该文发表于国际货币基金的刊物《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07年九月号。)

　　作者认为：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的运行。价格的扭曲必然引起宏观经济的扭曲，招来一系列难于对付的失衡，如果通过宏观调控不能及时而果断地纠正，最终难免会造成大的经济震荡。反过来讲，只要纠正价格的扭曲，理顺经济关系，当前的大部分问题都应该不难解决。(茅于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