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涨了，肉价涨了，气价涨了，楼价涨了……什么都涨，惟独工资不见涨。说实话，看到这个结论，除了老板，只要是靠工资生活的，我想，没有人不郁闷，当然也包括我。可郁闷归郁闷，对“广东拟采取‘工资立法’强制企业涨工资”这个药方，实事求是地说，我不看好。

　　套用一句俗一点的话：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我相信“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具体地说，就是经济问题最好用经济手段解决，如果非要用行政手段解决，那一定是南辕北辙，出力不讨好。有时候不但不讨好，反而会坏事。

　　自由经济学家一直主张政府不要随意干涉经济领域里的事，并不是主张政府无为，事实上是希望政府遵循经济规律办事。行政手段、法律政策虽然具有强制力，但并非所有的强制力都是有效的，都能产生正面效果。在这方面，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惨痛的教训。试举一二。

　　自从联合国通过全球禁用童工的公约以后，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严格遵守这一公约，严厉处罚雇佣童工的单位和个人，从而受到了世人好评。但经过一段时间实地调查以后，经济学家得出了如下调查报道：由于失去了工作，从而失去了微薄的收入，南亚童工大量饿死或者沦为雏妓。从这个耸人听闻的结论，不难看出到底哪种经济政策对童工更人道。

　　还有一个例子：自从国际上通过禁止猎杀大象和象牙贸易以后，东非、中非一些国家严厉禁止偷猎大象，对大象实行严格保护，可偷猎依然猖獗，无法禁止，大象越来越少。并不禁止捕猎的南非四国，大象数量反而增加了好几倍。经过缜密研究，经济学家给出了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由于南非国民可以从象牙贸易中获利，他们反而激发出了很大的积极性去保护大象，想方设法促进大象繁殖。

　　上述两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行政失灵现象。再让我们看看“工资立法”这个行政手段，会不会一样失灵？我们知道，只要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工资水平，就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它是数量庞大、互不相识的劳方和资方在市场上经过多轮博弈形成的。就是说，工资水平的生成有其内在机制。

　　而且，如果任何一方对眼下工资水平不满，两方随时都可再次博弈。劳方认为收入不抵付出，可以用脚投票，选择走人，去收入更好的地方。资方为了留住工人，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尽管他非常不情愿。如果资方认为劳方提出的工资要求太高，而无法承受，他也可以退出，把资源留给效率更高的工厂——只要不是山西的黑砖窑，劳方完全失去了博弈能力，沦为资方奴隶，行政权力就不需介入。

　　如果权力非要越俎代庖，代替工人强行要求资方提工资，后果将非常不妙。为什么呢？盖因资本是长着腿的，它会走。如果行政权力导致企业成本加大，无利可图，它就要出走，去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当然，如果政府不让走，那它的命运就一定是关门大吉。无论是关门，还是出走，失业的都是工人。工资低，尚且有工资，可失业了，就一点工资也没了。这和南亚童工命运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不看好“工资立法”。事实上，在工资问题上，政府如果非要有作为，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惟一可取的路是减税——个人的税负和企业的税负。“工资立法”是杀鸡取卵，减税则是放水养“鸡”。鸡养肥了，才有更多的蛋去发工资，同时增加了税源。(东方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