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7月份，我国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累计上涨3.5%，7月份达到5.6%的水平。由于以猪肉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迅猛，在不少报道和分析中农产品便成了诱发通胀的罪魁祸首，似乎只要将农产品价格打压下去，便无通货膨胀之虞。但是，石油和电力公司要求涨价同农产品没有直接的关系，近期家具和洗涤用品涨价也不是它们以粮食或猪肉为原料。笔者认为，当前通胀现象是在复杂国内外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农产品涨价是通胀的表现形式，我们需要找到通胀的其他原因。

　　通货膨胀经典的定义是商品和劳务总体价格上升。测度通胀的指标之一是CPI，由于它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可以提供每月、每周甚至每天的数据，所以被广泛使用。但它并不能衡量我国的总体价格水平。根据2007年《统计摘要》的数据计算，2006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仅为36.4%，即使重新核算也很难超过40%。因而，以CPI来衡量或反映一国物价总体水平并不合适。

　　最能全面反映总体价格水平变化的是GDP平减指数(deflator)，它可以通过名义GDP和实际GDP计算出来。名义GDP是以当期物价来计算的社会总产出；实际GDP是以某一基期的物价来计算的总产出，二者之比减去1就是GDP平减指数，它反映当期社会总产出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幅度。由于这一指标在测度年度通货膨胀水平方面所具有的全面性，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用它来反映各国通胀水平，但该指标时效性较差，我国不公布该指标，但可以通过统计年鉴、景气月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公报很容易计算出来。2006年我国GDP平减指数是3.7%，第一产业是2.1%、第二产业是4.9%、第三产业是2.6%。显然2006年我国实际的通胀水平已经超过3%的警戒线，第二产业还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在这一分析框架下，2006年我国“高增长、低通胀”并存的现象并不存在。

　　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2006年总体的通胀也处于较高水平。2006年美国、欧元区的平减指数分别为2.9%和1.7%，主要先进经济体为1.9%。消费价格方面，中国仅上涨1.5%，确实比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低，美国消费物价为3.2%；更远低于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他们的通胀率高达8.5%。正因为CPI和GDP平减指数在不同的年度有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在衡量一国年度通货膨胀或总体价格水平的时候，应该使用GDP平减指数，以避免结论失真。

　　要对我国去年以来的通货膨胀作一较为彻底的分析，需要综合考察国内外经济因素及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笔者认为，中国去年开始的通货膨胀有其产生的国际背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和经济繁荣的这一国际背景下，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引发了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再加上国内外农产品的涨价，共同推动了去年以来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此外，人们的心理预期也对通胀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只要实际GDP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由于原材料、劳动力供给的短缺，这些投入要素的价格、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势必上升。

　　发展经济学中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转折点”是否可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教科书上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笔者认为，中国农民工工资变化趋势如何，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和增长速度。以目前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则增长率达到10%以上时，农民工成为稀缺要素，工资呈上涨趋势；反之，当增速回落至10%以下(如世界经济萧条引起的外部需求动力不足，尤其是当欧美这两大经济体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顺差来源步入萧条时)，农民工的工资有可能下调甚至重新出现大量农民工失业的现象。改变增长模式，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真正扩大内需，则在平稳的经济增长中，城乡居民均可分享经济成长，农民工乃至农民的收入才能够长期持续改善。这需要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着手解决，如完善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工资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实现藏富于民。

　　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出口收入的增加对经济中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会产生更多的需求。其中，某些出口激增的新需求将导向国内生产或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即非贸易品。他们包括交通、建筑、电力、公共设施和服务等等。由于非贸易品的供给是有限的，较高的需求会导致较高的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中国房价的上涨有目共睹。目前通货膨胀有向非贸易部门转移的趋势，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农业生产服务价格不断上涨，《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数据显示，2006年6月份同比增长9.1%，之后始终以10%以上的速度上涨，今年1-6月上涨12.5%，其中2月份高达14.3%。另外，可贸易部门同样需要不可贸易部门提供的服务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这种联动机制也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如果政策处理得当，明年物价涨幅相对于今年，增速有可能放缓。但是即使如此，中国的物价水平已经上升至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难以扭转。近来，美国市场上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正在以2003年美国设立分项数据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幅上涨。在过去三个月中，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上涨了1%，折合年率涨幅达到4.1%。如果不能尽快出台有力措施，不排除出现两位数通胀的可能。

　　长期而言，降低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负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增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扩大内需，在长期价格水平缓慢上涨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够稳步增长，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针对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和已经出现的通胀压力，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以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

　　形成稳定的加息预期。目前美国加息17次，印度2006年以来加息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4次，它们都成功的将通胀控制在目标范围之内，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负利率时代我们应该形成稳定的加息预期，尤其是居民存款的加息。至于利息所得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可以考虑完全取消。

　　以税收手段调节资产价格。笔者不赞成以行政手段控制房地产的价格。通过征收房地产税和房地产增值税可以降低房地产的投资收益预期，从而降低房地产投机需求。目前我国的政策是房地产开发商一次性缴纳土地使用税之后，无需再缴纳房地产税，这样不论是开发商还是投机者的房屋持有成本都不会再增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囤货居奇现象。美国50个州都已开征房地产税，税率一般为1%至3%。州政府相关部门每年定期对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以此作为征收房地产税的依据，房价上涨意味着个人必须缴纳的税款增加。针对房屋购买和出售时的差价，美国一些州政府还专门征收房地产增值税，并规定自住房住满两年以上出售时可以享受较大幅度增值税减免优惠，而出售投资性房屋则不能享受相应的优惠。

　　取消鼓励出口的政策。对于普通商品的出口，取消鼓励或刺激出口的政策，如出口退税等。我国已宣布从7月1日起，取消553项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两项合计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40%。笔者认为仍有较大的下调空间。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应该包括企业走出去参与对外投资、国际并购和个人走出去参与国际证券市场投资。我国成为贸易顺差大国的时间尚未持续很长，而德国和日本一直是贸易顺差大国，其国际收支并没有成为显著的问题，关键是其对外投资很发达且活跃。因而，我们应该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这不仅有助于接近资源和市场，还能够避免贸易摩擦，平衡国际收支，有效的控制流动性过剩，以避免给通货膨胀造成更大压力。取消强制结汇后，国内企业在用汇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了境外投资的效率。居民个人直接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在化解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同时，也有利于优化其投资组合，降低系统风险，分享各国经济增长。

　　继续调整FDI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的目的是明确的，一是为了获取资金，二是希望能以市场换技术。但目前我国早已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而且20多年的经验表明失去市场的同时并没有得到核心与关键技术，还造成了流动性过剩。尽管我们已经实施了两税合并，但仍然有必要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避免外资过度流入。

　　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较为宽裕，将部分财政收入用于建设和完善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以转移支付的形式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对于稳定城乡居民预期、扩大消费能力和意愿、提高国民及未来劳动力的素质，大有裨益。(程伟力 谭凇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清华-布鲁金斯中心，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任职机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