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去这两三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持续超常规的经济增长，而且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另一个方面是经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两个方面是并行在一起发展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为什么？刚才这几位经济学家说的观点，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在我看来，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生产成本的扭曲。

　　过去三十年，我们做了很多改革，使我们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方面的表现真正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哪些是关键的改革呢？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在产品市场的改革改善了资源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由原来的计划引导转向市场引导。二是微观层次的改革，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和决策自主权问题。这两个方面的改革使得我们经济当中很多原来被压抑的能量开始释放出来，同时推动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因此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是回过头来看，要素市场的改革则明显滞后。这其中有些可能是有意的政策安排，有一些则是无意的，是在渐进的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但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生产成本受到明显的扭曲，基本上是被大幅度地压低。

　　这里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一般性的例子，我强调一般性是因为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特例一步一步地改，不可能一步性地放开来，因此导致了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而其中有一些制度，我想是政策有意而为之，比如说压低土地、能源价格和提供税收优惠。为什么要这么做？道理很简单，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已经说过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硬道理是什么？对于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来说就是GDP。

　　因此我们要回头来仔细推敲宏观经济问题的关节点在哪里。如果成本被普遍压低的话，后果又是什么？后果就是我们产业的利润被明显提高，企业投资、生产的激励被明显增加，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暂时增强。这可能导致了我们现在企业有很多钱，国家有很多钱，但老百姓没钱，从而带来了经济当中的投资过度、出口过度、贸易顺差太高和消费不足等。

　　这样的经济机制显然是不利于平衡发展和消费增长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有一些短期的办法，还有一些长期的办法。我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前面几位专家所说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都认为汇率应该调整。我也觉得应该调整，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国，我们已经在国际上面对一个反应方程。我们再不能把我们快速增长的后果与韩国、台湾几十年前高速增长的后果相提并论。即使是为了保持出口的持续增长，我们也必须要顾及到国际市场的反应。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方针，我支持余永定教授所提出的“紧货币、宽财政”大方向。货币政策一直在紧缩，但现在已经存在高度不平衡的情况下，加息0.27个百分点，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在收紧货币政策时，必须要加大力度，这其中就包括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可能也要增加。但是不是要像梁红刚才说的，要在短期内大幅度地升值，这个我们可以考虑，要考虑经济调整的短期成本，但是升值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

　　财政开支需要大幅度增加，我国目前其实有很多地方需要开支，包括花钱，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和技术进步等等，这些对我们今后的长期发展是有意义的。即使是简单地给老百姓钱，也能增加他们的消费。另外增加财政开支恰恰可以用于缓解货币政策紧缩带来的结构调整的成本。而我们的经常账户的盈余已经达到GDP的9%，所以说不是没钱。

　　但是从长期的结构性矛盾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前面说的关节点，解决我们经济改革当中遗留下来的问题——怎样消除我们要素市场的扭曲、成本的扭曲。

　　这些改革的意义在于最终让要素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可以相信多数要素的成本可能会上升，在短期内意味着生产者的激励可能会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许会下降一两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这样就消除了原来人为增加的对出口、投资的激励，容易解决过度投资和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老百姓从生产中多得点好处，有利于消费增长。因此即使我们不能保持11%、12%的增长，而是持续更长的时间每年8%、9%的增长，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更好的一个结果。(黄益平 花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