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对外开放面临全新挑战：在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主持人：栓喜，你好。上次我们的对话———中国经济在哪些领域会有突破性变革，引起了经济界、特别是理论界很多人的关注。你们中改院对中国经济的透视很独到啊。今天，我们再来谈一个大家争议比较多的话题，这就是下一步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我知道你对此也有不少研究，先谈谈你的看法，如何？
方栓喜：好的。我先介绍一个情况，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分析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时，他重点强调了“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这四大趋势。
用国际化这个词，意味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看待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问题。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能顺应国际潮流、符合中国国情。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新阶段的新矛盾、新问题，如何把握对外开放中的主动性，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呢？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与改革初期相比，现在的对外开放已不存在逆转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初期，大家会有一种想法。如果对外开放对我们不利，随时可以退出来。作为一种边际上的改革，随时都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已经对加入WTO进行了承诺。入世5年来，这些承诺都在逐步兑现。我国制造业已全部对外开放；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我国已开放了100多个，开放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银行、保险、证券、分销等领域的开放步伐正按预定的时间表顺利推进。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已遍布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入世后的5年期间，我国外贸、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分别占过去28年的58%、43%和59%。这五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断加速，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体。我们有1亿多的劳动力在从事对外经济领域的相关工作。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的退出成本已超出了国家的承受能力。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在战略上考虑，最明智的选择是更为积极主动地开放，在开放的进程中把握先机，趋利避害。
第二，当今国际经济的主潮流在于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跨越民族界限，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市场、整合资源，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独特而又重大的变化。跨国公司运用国际规则，推行本土化战略，由跨国经营向全球公司转型。面对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场，跨国公司原有的发展战略管理结构及经营理念已经面临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发展战略转向全球经营。他们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并加紧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这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全球公司这个载体吸纳整合国际资源，开拓全球市场。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数以千计的著名跨国公司纷纷加入联合国秘书长倡议的全球契约，自愿接纳这个契约提倡的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四个方面的10项原则，将一种新理念、新规则在短短几年内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如果还按照过去冷战时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对跨国公司保持一种偏见，不去适应国际大势，就很容易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落伍。我国既面临同全球公司竞争合作的挑战，也面临着“走出去”，发展一大批全球公司难得的机遇。
第三，我国正处于从对外开放大国向对外开放强国转变的新阶段。
目前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80家到中国投资，世界排名前面的汽车巨头已经全部进入中国市场，世界工业企业中的100强中已经有90多家在中国投资，外商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将近800家。
在跨国公司和全球贸易的带动下，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矛盾，新问题逐步凸显。比如贸易顺差过大所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人民币汇率问题、技术创新问题、对外经济安全等问题。
经过近3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形成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形象，也理应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但是，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国还不是经济强国，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的能力还比较弱。需要我们从多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这些新问题。从而提高我们驾御全球化的能力。
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应将对外开放纳入促进我国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轨道
主持人：你认为，中国正在从对外开放大国向对外开放强国转变，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要知道，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手段，关键是要使中国的经济社会整体质量有所提高。现在，我们讲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下一步对外开放与此有怎样的关系呢？
方栓喜：我们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就是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难得机遇，使整个对外开放服从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在对外开放进程中，许多看似不利的因素往往可以转化为有利的因素，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有清晰的思路，确立符合实际的目标，并有相关的政策保证。
比如，从流动性过剩这个事情来看，实际上是考验我们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如果驾驭不了，就是坏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许多地方需要资金，比如民营中小企业，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但是资金流不过来，再比如许多社会事业需要资金，也流不过来。在相当一段时期，我国会保持比较充裕的资金，用到正地方就是好事，没有用到正地方就会变成坏事。
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在考虑未来对外开放战略的时候，应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用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6年，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但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较高。而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
现在比较重要的是，利用国际惯例整合和利用世界资源壮大自己。这两年，国家对跨国公司在中国运营提出更高要求，符合我国现阶段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目标。对简单加工型贸易，或者环境污染比较严重，规模比较小，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外资项目，设定较高的门槛是完全必要的。输出廉价商品等于廉价地输出本国资源，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快改革进程，通过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调整，使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到企业成本中去。
第二，引导外资促进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三要素流出农村，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资本要素。而我们也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的口号，如果没有充裕的资本做保证，这个目标将很难实现。有人说，资本有天然的逐利性，内资都不愿意到农村去，何谈外资？大家都知道农村缺钱，但也都知道流动性过剩。这本身就说明，流动性过剩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并不是真正的过剩。
资本为什么不进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现行的土地制度有关，形不成规模效应，没有规模经济。另外，农业风险比较大，也缺乏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些问题的克服，都是我们下一步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资本投资在农村有可能亏本，但政府如果建立起相关的财政补贴机制，就可以“四两拨千斤”，花小钱撬动更多的资本办大事。
第三，利用外资加快中西部发展。
中西部发展其实与农村问题是类似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地区改革滞后，在这里办企业、做生意交易费用太高。新阶段，我们解决区域发展问题也应当更具备全球视野，更具备全球思维，更加主动地推进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改革，为利用外资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和地区并不是越穷越不能参与国际分工，我国就是一个穷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典型。
现在看来，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我国更容易适应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如果政策得当，也完全有条件在全球各个产业链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第四，利用外资推动我国社会事业发展。
近几年来民生问题相对突出，与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发展滞后直接相关。一些人指出，公共服务领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政府投入的问题。但如果按照政府全额投入的老思维方式，公共服务领域很多问题确实没有条件解决。如果按照全球化的思维来解决问题，就完全可以对公共服务的一些领域进行开放，引进外资来解决问题。
近些年，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我国的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出国读书。这说明，人们更认同外国的教育质量。如果允许一些外资来中国办学校，中国人就不需要再远渡重洋花费昂贵的代价去海外念书了。当然，外资来投资之后，还可以为我国的事业单位带来竞争理念，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
现在看来，在对外开放中促进我国软实力的问题，已经迫切需要提上议事日程了。这对于我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极其重要，解决这一问题，将成为掌握对外开放先机，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的重要环节。
以更主动的姿态深化和扩大开放是符合国情、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选择
主持人：一段时间来，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些争议。从你们的研究看，下一步，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胸襟看待开放呢？
方栓喜：我认为，以更主动的姿态深化和扩大开放，以改革化解新矛盾、新问题，更好地驾驭对外开放，利用全球资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这是既符合我国国情，顺应全球化趋势的选择。
第一，从理论上讲，对外开放可以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更大空间，但能否趋利避害，归根到底还要看你自己怎么做。从历史经验看，并不是所有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或地区都取得成功的，有些国家或地区确实在对外开放中受过重创。但理性地看，这些教训主要在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时，没有做好相应准备，没有及时地进行内部改革，从而不能适应过快的对外开放步伐。
全球化进程有一个铁律：游离在全球化之外的国家会被世界甩在后面，从而被边缘化，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要想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壮大自己，其前提是使自身能够适应全球化的大势，而不是让整个世界适应自己。
第二，新阶段对外开放中出现的种种新矛盾、新问题，需要从改革滞后中找原因。比如，过大的外贸顺差造成过大的货币流动性，这种状况近几年凸显出来，但其形成却不是一天两天的工夫。这说明我们在对外开放的预见性还需要提高，没有及时地调整相关的政策。一些顺差的取得并非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算上资源、环境的账可能是亏本的。如果我们还不征收资源税、提高资源税，如果我们还不建立起相应的机制，使环境成本外部化到企业成本中，这些问题就还会存在。
有人说，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安全问题很重要，这没错。但不能因噎废食。如果不思改革，不去顺应潮流调整结构，就会有更多的产业需要保护。而保留落后的、脆弱的结构可能成为经济安全的主要隐患。如果我们能够主动地进行改革，提高各产业的竞争力，就会实质性地提高经济安全度。
第三，深化国内改革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根本途径。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国有垄断行业改革、金融改革、资源环境领域的改革、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能够走得更快，我们就更有可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发展自己。如果这些改革的实际进程过慢，对外开放的进程过快则反而不利于经济稳定，反而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事实上，这一现象在所有开放型经济的国家都存在，相对于整个全球化进程来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程度上改革滞后的问题。现在比较令人担忧的是，全球性跨国公司长足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些公司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具有全球性视野，整合全球资源参与竞争。我们如果不能形成有利于一大批全球性跨国公司成长的体制环境，就很难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取得主动权。
第四，深化改革是使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的根本保证。当前，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中主要的标志在于我们需要提高驾御全球化的能力，使整个对外开放能够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好地服务，为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更好地服务。
由于外资的流入，我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都将保持资本充裕的局面。如果我们能够加快改革的步伐，建立相关的体制机制，吸引外资加快中西部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就可以开创新时期利用外资的新局面。就民生问题来看，我国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这些领域如果能够建立起多元化的供给机制，使外资参与进来，也会为许多问题的解决拓展更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