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成长，当然有赖于其所解释的现象，但作为一门学术，恐怕更取决于其学术传统。亚当•斯密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他抱住了一个最大的GDP，而是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

　　4月2日，《文汇报》刊载林毅夫教授在北大的演讲：《中国经济学：机遇和挑战》，称“19世纪、20世纪初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出在英国，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部分出在美国”，而本世纪，我们将可能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这一豪迈的预言理由有几个：第一，理论来源于现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举世无双的现象，需要创造出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家在此有近水楼台之便。第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过去没有能够预言中国的经济增长，说明他们不行。他甚至劝说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放弃“西天取经”的心态。

　　如今的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在我看来有的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宣传干事；有的是被满眼春光灌醉了的人。我判断林先生真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所以把他列入“喝醉了”的一类，现在帮他醒醒酒。

　　我不懂经济学。不过，林先生这里谈的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学术的“产值”。这就给我点信心和他“理论”一下。他似乎相信经济学的发展是跟着GDP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几十年后GDP最大，解释这种现象，当然就成了最重要的经济学。而解释的权力，也操纵在中国经济学人的手上。

　　看看历史，实在大谬不然也。

　　从11世纪到19世纪上半期，根据世界经济史学家安葛斯•马蒂森的估算，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GDP，长期占世界的将近三分之一，比当今的美国还厉害。可是，中国在这期间产生了什么经济学家呢？亚当•斯密怎么会生在英国？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是西方世界最快的，如今GDP还是世界第二。可是，日本经济学家的总体实力，和这个“最快”和“第二”的地位相称吗？美国19世纪末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怎么经济学的中心一直到20世纪初还在英国？

　　经济学的成长，当然有赖于其所解释的现象，但作为一门学术，恐怕更取决于其学术传统。亚当•斯密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他抱住了一个最大的GDP，而是他14岁就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后来又到了牛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丁学良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过五位。我认为他只看在媒体上出头露面的人，低估了那些安心做学问的人。不过，说中国的经济学处于贫困状态，并非夸大其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培养经济学大师？

　　林教授为了证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不行，就说人家没有能预测最近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成长。其实，西方的经济学家们恐怕大多数承认，他们很难预测短期的经济表现。比如这几年美国房价的起落，我看经济学家的预测并不比我的预测好多少。但这不能说明人家的经济学就不行。看看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哪几个是靠预测GDP的增长得诺贝尔奖的？更重要的是，在上个世纪，中国经济的表现一直微不足道，西方经济学基本没有注意中国问题。即使现在他们不得不注意，也很少有主流经济学家懂中文，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预测失准，并不是人家的理论太肤浅，恐怕还是他们对理论所应用的现实一知半解。以后如果西方的经济学家猛学中文，研究中国，也许你会发现，人家的理论未必什么都解释不了。

　　抓住一个短期经济预测上的失误，就说人家没有什么值得学的，要学生放弃“西天取经”的心态，我看多少有些误人子弟。不错，现实永远比理论复杂。但是，理论也并非林先生所说得那么简单。比如产权理论。西方一些经济学家闯到了历史领域，用博弈论等演绎一番产权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产权的生成就很有启发。具体而言，产权的界定和习俗有什么关系？

　　司法传统，比如陪审制度，对产权有什么影响？重庆钉子户事件中的产权问题，个人权利和公益的冲突问题，应该怎么解释？我看不出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讲出过什么所以然来，反而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洞见，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再退一步说，就算理论跟着现象走，经济学追着GDP，如今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接近中国，法治也比较健全，人口也年轻得多，这也难怪许多经济学家看好印度。林先生能肯定20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世界第一吗？有意思的是，国内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崛起，一大依据就是西方经济学家(包括许多诺贝尔奖得主)所说的话。但是，既然他们几年前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是错的，怎么他们今天的预测就一定对呢？

　　我找不出理由相信中国能大批量生产经济学大师。我还是劝有志于经济学的青年学子，到世界名校读一个经济学博士，如果可能也不妨留下来任教。只要他们能不断回国进行调研，那么在那种一流的学术制度中，就可能成为一流经济学家。也许我们将迎来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上辈出的时代。

　　(作者：知名学者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