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企业涨薪可能需要在人力成本方面增加投入，但是从避免下游跨国巨头因舆论压力转移代工订单来看，其实际的收益不低。况且企业自身也面临摆脱低端代工的诉求。

　　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与社会贫富差距缩小的关键在于提升中低阶层的收入水平，而这部分中低收入阶层主要就业于政府无法直接行政干预的民间企业。但从当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来看，如果仅仅提高收入而不改变各方话语权和谈判地位，企业依然会在工资制定方面保持强势。

　　政府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更应着眼于培育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自主议价定价功能，普通工人才可以通过集体议价与企业管理层达成一致，实现自身收入水平的市场提高。(摘编自6月9日新京报作者陆志明)

　　点评

　　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是毋需讨论的问题。如果继续压低劳动力成本，意味着全球制造业所产生的污染会继续往中国集中；同时原材料和终端产品“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模式，仍无法改变。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持久，对中国的环境和资源破坏就越深。

　　虽然近期江浙粤等地均大幅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以应对劳动力输入不足，但是事实上由于基数太低，仅靠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来实现5年内国民、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倍增恐怕难以实现。

　　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与社会贫富差距缩小的关键在于提升中低阶层的收入水平，而这部分中低收入阶层主要就业于政府无法直接行政干预的民间企业。企业利润与劳动力成本是一对矛盾，企业不可能自觉自愿地提高劳动者收入。要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倍增计划得以实现，政府更应着眼于培育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自主议价定价功能，唯此，普通工人才可以通过集体议价与企业管理层达成一致，实现自身收入水平的市场提高。

　　见解二

　　把握好调整最低工资的时机和力度

　　我国知名薪酬专家、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能够改善民生，促进内需，拉动地区经济发展。

　　他认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也迎合了公众的热切期盼，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应对国际上呼吁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压力等不利因素的手段。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还可以促进企业加强管理，降低不必要的物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低端基础性产业向内陆转移，促进相对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

　　他同时表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一柄双刃剑，如把握不当会产生负面效应：即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过高会加重企业负担，导致企业运行成本过高，可能导致企业裁员，从而不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如上调幅度超出当地经济承受能力，还会影响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如调整过于频繁，则会干扰市场的正常运行等。

　　他强调，把握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时机和力度至关重要，不要大起大落，要及时适度，又不超前过高。(摘编自2月8日新华网作者徐博)

　　点评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如把握不当会带来负面效应。专家的观点并非杞人忧天。

　　有资料显示，珠三角一些加工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普遍在3%以下。最低工资标准从前年的900元提高到现在的1100元，企业成本要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加上购买五险一金，提高伙食费、全勤奖、加班费、住房等各种补贴，企业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利润空间会被进一步挤占。享受过多年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企业主们，面临两难局面。在传统“世界工厂”的成本构成中，人力成本是唯一具有弹性、可被企业控制的部分。而现在，不加薪于法、于理、于情都缺乏理据；加薪，则低成本这一竞争力筹码有可能丧失。

　　此前即有知名经济学家表示，普通工人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推动企业外流，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灾难。但也有专家指出，任何发达国家都曾经历了经济发展与公众收入水平提升的过程。如果经济增长了而公众收入得不到提升，那么经济反而无法实现内生性持续增长，最终将落入到依靠外需，处处受制于人的境地。

　　须知，长期依靠出口导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非经济增长的终点，中国经济转型必须依赖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而这种创新能力的提升绝不能自动实现的。如果政府始终是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温床，企业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创新前进的动力。从这个角度看，加薪潮有助于推动企业转变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