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健认为，从民工荒的“用脚投票”，发展到停工、跳楼等恶性事件的“用手投票”，劳资矛盾互动已经逐渐酝酿出一种模式，即“停工——谈判——达成协议”。

　　“这种方式，不同于我们自上而下推行的工资集体协商模式。成为一种没有体制内正规组织领导，不在法律规范内运行的‘野猫式’停工，急需规制”，乔健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之一，发达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也出现过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在处理此类问题上的最重要经验——在体制内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工人去反体制。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常凯教授说，我国的劳动关系正在从“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变，今后的劳资冲突将主要表现为“集体争议”和工人的“集体行动”。

　　而目前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集体劳动争议还没有明确规制。仅有2008年11月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对停工事件设立了30天“冷静期”和“恢复秩序令”制度。

　　采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工人不赞成停工、跳楼、集体上访等维权方式。他们认为维权还是要通过法律保护、工会服务、党委政府关心、舆论监督等渠道。但目前体制内维权渠道还不畅通。江苏镇江一名模工戴玉峰说：“工人的诉求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体制内重视了，体制外就没有市场了。”

　　翟玉娟表示，当前政府对劳资矛盾往往都是“事后被动介入”。“要转变这种被动局面，当前应该把集体协商作为此类事件的‘减压阀’，使劳动争议通过集体谈判解决”。翟玉娟说，“可明确规定集体协商的内容、程序，规范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行为。”

　　　执政能力“过大坎儿”

　　“劳资矛盾高发，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必然会发生的问题。其他先发国家普遍遇到过这个阶段，在中国发生也不意外。该来的迟早会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这样认为。

　　劳方、资方、政府，构成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铁三角。政府作为劳资矛盾的中间人、调停者，首先要做到立场不偏不倚。但长期以来，出于招商引资、拉动经济的考量，“亲商不亲工”的问题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昆山市总工会主席顾志中说：“就怕一些地方政府将牺牲职工利益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维护职工利益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春指出，“一些政府部门亟须在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基准下，调整自身定位，平等对待劳资双方，回归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裁判者、维护者的本职。”

　　对劳资矛盾过于麻痹、缺乏预判、缺乏经验，也是一些地方政府陷于被动的重要原因。翟玉娟说，一些地方政府对员工意见的预知、劳动纠纷的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不足，导致一些本可以在企业内部解决的问题，演变为社会事件，进而转化为社会稳定问题。

　　“这提醒东部沿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企业集中的地区，地方党政部门应该有专人研究劳动关系动向，对产业调整、利益调整过程中可能对社会稳定形成冲击的因素，进行战略性、预见性、对策性研究”。刘春表示，“越是敏感问题，越要依法行政。不能冲动、凭想象行事。也不能期望凭借三五个简单措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

　　在一桩桩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最该代表工人发声的工会，却往往让人感觉话语缺失，甚至不被工人所尊重。“这暴露出体制运行的一个结构性短板，即事件一旦爆发就是‘书记’直接面对群众。缺乏舒解矛盾、减少震动、沟通群众的中间环节——社会组织”，刘春说。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而工会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正可以发挥将职工组织起来、稳定住、传递诉求等作用。

　　“大家都应该解放思想，正面认识新形势下工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刘春指出，“在思想认识上要进一步纠偏。当前，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不是发展得过分了，而是还有很大作用空间。党也可以从中得到更多来自群众的支撑力量。”

　　“工会的改革应该从增加内部的民主性入手”。乔健认为，“工会不能办成‘保险公司’，而应该搭建成职工会员自己的活动平台，提高职工自愿结合性，加强内部民主，增加直选，走民主化、群众化、社会化的路子。”

　　在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群体多元化的今天，缓解劳资矛盾，必然要求党和政府综合考量多方诉求，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表示，保障劳动者权益并非只是简单的涨工资，还要兼顾其长远利益。各级政府既要听取劳动者的诉求，也要考虑企业的合理要求，同时还要保持社会稳定。

　　“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前景仍不明朗、国内经济发展转变的关键时刻，要在多方间寻求动态平衡。稍微应对失措便可能引发连锁反映，影响未来发展大局。这是对党‘驾驭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重大考验”。刘春说，“现在的形势，比2004年中央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命题时要严峻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2年来，中国飞速发展的一个公认原因，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站在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节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转折点上，我们更要从以往应对风浪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在现有基本体制下，只要党政主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当有力，立场不偏不倚，且能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劳资矛盾高发期也是如此”。刘春如是说。□(本文执笔：杨琳参与采访：蔡国兆、刘大江、彭勇、项开来、叶超、朱旭东、杨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