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山一家电子加工企业，员工白立澎悄悄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就餐时间有一个小时，光是走路、排队就要半个小时，吃饭像打仗一样。说是吃饭，其实更像在给一台机器加油，真没心情品尝饭菜滋味。”

　　“我几次想辞职，可想到身在农村的父母四处借钱供自己读书，还欠着上万元的外债，就咬咬牙坚持了下来。虽然那两个月每月都有2000多元工资到手，可当盼到能有休息日的消息时，还是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朱洪英说。

　　浙江杭州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反映，他在服装厂打过工，全部工作就是紧张地踩着机器踏板，不能说话。出了问题，线长、班组长开口就骂。女工遭遇性骚扰也很常见。

　　“在这种没有人格尊严、没有快乐可言的工作环境中，什么文化娱乐、朋友交流想都不敢想。”徐文财说，“走进车间，看到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我不相信，这种长时间的心理压抑，到所谓的心理关怀室1小时就能解决？”

　　在产业工人大量聚居的杭州市下沙区白杨街道邻里社区，居委会干部陈雁飞表示，近两年来不断有人出现异常行为。如有的员工半夜大喊大叫，有的站在楼上往下扔东西，有的半夜里哭泣。

　　“现在社区里还没有出现极端行为，可这并不代表以后就没有。”陈雁飞说。

　　　“围墙管理”的被动生存

　　随着媒体对爆发劳资纠纷企业报道的逐渐深入，一种所谓“围墙管理”的模式揭开了神秘面纱。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这种管理模式在大型外资、台资企业很普遍。

　　在珠三角一些大型企业走访时，本刊记者了解到，随着业务扩展，这些企业的规模扩张迅速，在有限的厂区面积内，员工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成为“城中城”。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台资企业前来投资办厂，需要大量劳动力。由于当时的社会提供不了员工的生活服务，企业便形成包吃包住的“小社会”模式。大墙一围，自成系统。地方政府也乐得不插手企业围墙内的事务，从而助长了这类“围墙管理”的形成。企业生产管理、员工思想动向很少为外界所知。

　　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局、安监局及深圳市观澜街道办事处干部反映，辖区内的一些大企业因为是纳税大户，当地政府明令不得干扰其经营。因此，不少部门平时不进入这些企业。必须沟通情况时，需事前通知，层层联系，还要接受后备箱和随身携带箱包的检查。有的企业在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时，有关部门想进企业调查，在相关文件上盖了十几个公章才被放行。

　　管理一个拥有上万甚至几十万员工，“围墙管理”似乎成了唯一选项。这种全面渗透进员工生产生活的管理模式，让员工感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

　　深圳一家知名企业跳楼自杀幸存员工田玉、饶乐琴说，在企业里，很多地方是员工“禁区”，到处都有保安盯着，感觉很压抑。21岁的员工汪云说：“就像《黑客帝国》里的主人公尼奥，当发现这个巨大的‘系统’对每个人的监控如此强势，就会彻底丧失安全感。”

　　本刊记者在沿海地区调研中看到，在这类企业围墙内严格的宿舍管理下，员工如同被“绑架”一样，陷入“没有生活、没有家庭、没有社区”的生存状态。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的解读是，这种管理办法有利于公司掌握员工所有的作息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劳动力，并且在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更高工资和福利的情况下，让员工对企业形成依附。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深圳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等专家认为，一些“巨无霸”企业进行封闭式运作，治安、卫生、食宿等都在公司围墙内完成。只要“围墙”内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就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深圳市总工会对一家大企业500名员工的抽样调查表明，对工资收入非常满意的只有0.2%，对社会地位非常满意的只有3.6%。近40%的被调查者表示，企业内部缺少“精神保障”，人际关系冷漠。

　　本刊记者现场采访看到，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周边的文化娱乐设施匮乏。光明书屋距离富士康北门大约100米，这里公开售卖黄色影碟。一些影碟名字淫荡下流，封面不堪入目。在富士康旁边的深圳友良妇科门诊，“无痛人流”广告十分醒目。据诊所周医生介绍，来这里堕胎的主要是富士康员工，可以打8折。“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做几十例，一般每天也要做十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