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仅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总体上也还远未到制造业向国外转移的阶段，当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出现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以后，而2009年我国人均GDP为3711美元。反观内地中西部地区，去年有8个省份人均GDP不足2500美元，其中最低的仅1350美元，甚至仅为数值最高城市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空间接受产业转移。

　　“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有着相同的文化环境，有熟悉的法律环境，把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可以减少很多投资风险，”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表示，“如果向海外转移，除法律环境外，还特别要避免与当地文化发生冲突，存在额外的投资风险。”吕政也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发展差异很大，在生产成本上升时一股脑把企业转移到海外不现实。

　　记者注意到，这一迁移潮已经在代工企业中掀起。替惠普代工笔记本电脑的英业达在重庆的工厂预计11月进入量产阶段；另一代工巨头——位于东莞的台达电子在湖南郴州新建的工厂项目也已经签约。此前，香港工业总会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而在上海金桥加工出口区，去年一年就有25家有相当规模的外资制造业迁往内地。

　　对此，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也认为，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梯次转移，形成国内不同区域间的产业循环，有助于消弭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陈秀山则表示，可以在产业的区际转移过程中通过双方的合作实现升级，也可以采用非整体性转移，形成一种新型的区域分工，“比如东部地区保留研发和市场，把加工制造装配等转移到周边地区，从而形成纵向分工。 ”

　　制造业面临洗牌

　　低利润的生产性企业从沿海走向内陆——听上去只是一次战地的转移，但在一些观点看来，却是意味深长的远征，将带来洗礼式的产业革命。王汉峰告诉记者，劳动力成本提升在中国内部必将加剧转变增长方式的迫切性，由此推升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传统二元社会的发展模式下，农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而劳动力富余，这些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向相对先进的工业和制造业部门及出口部门，支持这些部门和整个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王汉峰认为，当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成本自然上升。

　　据记者从业内了解，在制造业的各个子行业中,纺织服装皮毛行业是劳动力最密集的行业,其平均工资最低,工资成本占营业总成本的比例最高,对人力成本变动的敏感性也最强。国金证券分析师张斌认为，短期纺织服装等行业将面临痛苦转型，“这些行业的竞争原本就惨烈异常，中小企业尤其多，而竞争中‘同归于尽’的价格战本就建在劳动力成本、税收等差异之上,工资逐步上涨后,竞争力差的小企业最终可能关闭。 ”

　　他的观点同时认为，中长期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将逼迫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并通过行业洗牌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王汉峰也预计，中国传统制造业领域，包括钢铁、煤炭、建材、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行业兼并与重组案例将密集发生，已经处于行业龙头地位、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状况相对较好的企业则将受益于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