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助力着中国的腾飞，也塑造和改变着整个社会。“中国制造”背后，是千百万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问题、户籍问题、劳动权益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中国制造”不仅让这些社会管理层面上的问题浮出水面，更带来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

　　长期以来，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探讨，从未停止。从理论上讲，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一旦这种探讨进入实践层面，便面临巨大阻力。诸多阻力中，仅就业压力一条，就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近来发生在制造业中与薪酬、生活环境、心理压力等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从另一个角度引发人们对“中国制造”发展模式的深层思考。一方面，它进一步凸显原有发展方式的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重审经济发展的方向，也需要加强社会领域的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双转型”。这样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选择。

　　如何认识“中国制造”转型与实现充分就业的“对立冲突”？如何在转型过程中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探索更好的社会治理模式？如何促进“中国制造”背后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全面发展？本期时事观察从经济与社会两方面，探讨“中国制造”的转型。

　　劳动发展须超越“中国制造”

　　中国作为当代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果宏观就业压力长期居高不下，转型发展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风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实现充分就业之间的“对立冲突”，令许多人长期备感困扰，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奉行劳动密集型战略，继续走“中国制造”的路子。然而，理性分析后可知，“中国制造”需要转型，科技集约型战略才是中国和谐发展的根本路径。

　　“中国制造”面临技术与效率双重制约

　　一般认为，中国劳动力供给丰裕，而且价格低廉，实行劳动密集型战略，既能发挥劳动成本优势，也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但作者认为并非如此。

　　首先是劳动密集可能更加昂贵。劳动密集往往是低质量劳动力的粗放配置，虽然中国工资水平低，但由其人力资本质量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更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不是低廉而是昂贵。美国经济学家斯密德就认为：“低工资绝对不能等同于低廉劳动力。”对贸易竞争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优势不是工资水平，而是劳动效率，不能单纯依据低工资水平而确认劳动成本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品极为有限的“成本优势”，绝对不是来自劳动力，而是源自长期廉价的资源供给和基本免费的环境污染，也即“价廉”根源于资源价格失灵和环境监管缺陷。

　　其次是劳动密集面临技术刚性约束。在科技创新主导的全球化竞争经济中，绝大多数产品无法依靠投入更多劳力来提供，而是主要依靠高新科技的智能创造来完成。劳动替代技术仅局限于日益萎缩的极少数传统行业，如果人为地通过劳动密集而强行替代，则必定会劣化产品性能，也无法创造出高附加值，更不能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继续劳动密集的必然结果就是错失创新转型的发展机遇，不仅会支付高昂的机会成本，更会长期处于国际马太效应的劣端。

　　劳动密集只能大量复制低质量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就业模式在逐步转变，但这决不是近年来高就业压力持续的根源。后者的主要成因在于：

　　一是存量原因。计划经济时期，累积了大量表面上有工作，而实际上是无效率或负效率的“隐性失业”人口，在改革开放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时期被大量显现。二是增量原因。由于人口增长惯性，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仍在增长，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年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所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中国的就业压力将会更大。三是制度原因。劳动粗放配置模式，难以完成劳动力从数量到质量的升级。由于转轨时期的路径依赖性，迄今仍未完成由劳动密集到科技集约的劳动就业制度变迁。

　　相反，正是劳动密集型模式制约了人口的和谐发展。由于劳动密集是低质量劳动力的粗放配置，难有劳动质量替代劳动数量的可能，而只能不断复制出低质量劳动力，这严重而明显地制约了中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劳动密集必定伴随着工资低廉，中国工资长期低廉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发达国家长期受益而国内劳动者继续受穷，导致经济发展成果长期大量外溢，而不能为国内公众所普遍内享，人口发展通道受阻。

　　人口发展不仅是一切发展的根本手段和关键路径，更是所有发展的首要目的和终极指向，人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现代化。人口发展既需科学发展观的民本理念，更需就业现代化的有效支撑，其核心诉求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中国只有通过科技集约型劳动战略，才有可能实现由人口大国到人才大国的卓越转型。

　　科技集约战略更能促进人力资源发展

　　人们普遍担心：科技集约将会因“机器排挤工人”而导致失业加剧。事实可能正好相反：科技集约型战略更能促进和实现充分就业。

　　首先是科技集约可以增加原有产业的就业机会。技术替代劳动导致失业加剧，只有在原有产业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实际情况是：随着技术大量替代劳动，必定出现产量递增、成本递减、价格下降，从而创造新的需求，继之是需求拉动并扩大原有产业规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这正如美国管理学大师泰勒所说，每一次革新“所带来的是所在行业工人生产能力提高和成本降低，不是更多工人失业，而是带来了更多工作机会”。因为科技进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产业的发展水平，从而必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质劳动需求。

　　其次是科技集约可以催生新兴产业从而开辟新的就业增长源。技术进步既能促进产业分工和催生新兴行业，更能创造更加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工业革命以来爆炸式新增人口的就业机会，都是由这些新兴产业部门提供的。劳动密集型主张的基点在于对既有就业蛋糕的分割，而不是着力于将就业蛋糕做大的机会创造，因而是一个弊多利少的发展陷阱。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出：“技术的改变已经导致就业的结构性变化，但并没有导致工作机会的净损失。”科技集约和产业升级在短期中会有少量就业机会丧失，但由此所创生的就业机会增量，在抵消了短期损失之后，必定会出现更多的长期宏观剩余。

　　可以肯定的是：劳动密集型战略，看似“以人为本”，实际上却是一个有害无益的伪命题。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加速推动科技集约型战略，能够实现发展转型与充分就业的有机契合，具有长期的战略选择价值和发展优化意义，应置于中国未来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与此有关的战略转型就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事情。(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俞宪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