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省市调高最低工资

　　今年以来，自江苏省在全国率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也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

　　今年2月起，江苏月最低工资按地区差别分三类调整：一类地区从850元调整到960元，二类地区从700元调整到790元，三类地区从590元调整到670元。

　　而从4月1日开始，上海也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

　　上海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从8元调整为9元。目前，上海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位列全国之首。

　　广东今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升幅度超过20%，升幅超过往年。根据广东省发布的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第二类标准为920元/月，增幅为19.5%；第三类标准为810元/月，增幅为20.9%；第四类标准为710元/月，增幅为22.4%；第五类标准为660元/月，增幅为24.5%。(据人民日报)

　　光“保底”，还不够

　　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听多了这方面“负面新闻”的眼下，总能让人心头一暖。

　　欣喜之余，我们还得把眼睛再睁大些：其一，最低工资标准是给工人“保底”的，不能当成了实际发放标准；其二，不能排除个别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实际工资，还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标准，因为宏观的统计数字常会让他们的收入“被提高”。

　　在采访一些企业主时，记者至今还能听到他们这样的说法：自己投资并承担企业经营风险，收益怎么分，别人没有说话的份儿。工人干活拿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分享企业增长的财富。

　　企业主在收入分配博弈中有优势地位，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力量分散，不具备利益博弈特别是工资议价能力，如果再缺少表达诉求、维护自身权利的渠道，他们的情境可以想像。

　　降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权重，增加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的权重，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的观点，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是由市场竞争机制和政府行政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想撬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必须通过社会政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进行市场干预。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仅仅是调整收入分配的举措之一，还需要更多的政策“组合拳”。比如，推动企业与工人开展集体协商，通过集体协商确定工资增长的合理比例，并在休假、高温津贴、社保方面为工人争取更多权益，使工人待遇与企业利润同步增长。比如，利用税收等优惠政策上，给予企业消化工资成本增长的消化途径，等等。

　　其实，工人工资增长，对企业发展积极有利。以工资增长为核心的集体谈判制度能建立，一线工人工资增长，工人积极性高涨，生产效率空前提高，即使遭遇“用工荒”，企业的生产也可以照样有条不紊。( 陈纪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