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巨型化虽可在全球大竞争中避免破产，但也给金融经营者提供了“新的寻租机会”，即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威慑，获取了超额垄断权力，衍生为一种政治问题。从2007年8月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乃至当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银行集团的巨型化、寡头化反而快速发展，引起发达国家的社会反叛，直逼政权稳定。

　　对此，G20峰会也从国际金融系统稳定角度，主张对重要的金融机构实施特别的国际协调监管。美国的新金融监管法案可谓适应全球金融改革潮流，迎合多方愿望的金融监管改革框架，或将对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如何国际协调值得关注

　　目前，关于从金融系统角度对大规模而复杂的金融交易进行监管的方式，大致有两种倾向。

　　一是以巨型金融机构的存在为前提，并将之特定化，来考虑设计监管体制。如美国众议院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就强调了从金融系统稳定角度考虑对巨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并通过加强国际协调，确保在发生经营破绽时足以抑制其对全球实体经济的直接冲击程度。

　　二是在金融系统中，金融监管当局原则上不主张建设特别的超级金融机构的思路。典型代表就是“沃克尔规则”，也是本次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新金融监管法案的核心思想，即通过限制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和交易行为，保守地维护清算系统、资金中介等商业银行的传统功能，以确保“不制造”超级银行集团，避免对金融系统形成“太大，以至于无法破产”的威慑。由此，在金融安全机制上，可缩小“金融安全伞”的范围，提高金融系统稳定的维护效率。

　　第一种方式虽然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影响最小，但也会助长巨型金融机构的扩张，从而使金融系统的安全伞扩大，金融系统的维护成本上升，“太大，而无法破产”的威慑问题无法解决。第二种方式属于保守疗法，在限制了银行经营手脚的同时，并没有提出如何确保银行盈利条件，尤其是没有提出如何推进国际协调，确保金融监管的国际均等化。

　　此外，改革也引起金融业对竞争力衰退的担心。保守、缩小均衡的监管方式，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萎缩预估不足，对实体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不确定。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原发于投资银行的过度扩张，但监管法案则将商业银行置于严格管控之列，是否能对“市场型的金融系统风险”产生有效的控制并不确定。从“信用秩序维护”角度看，其效果也存在很大的疑问。

　　因此，不仅华尔街积极抵制，欧盟也已表示不会套用美国方案，日本更是密切关注美国方案的国际推广。

　　事实上，美国利用国内法主导国际规则构建早有先例。早在二战刚结束时，美国主导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制，至今仍有影响。而其中的“黄金美元汇兑本位制”正是基于美国的国内法形成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只规定了以黄金为锚的固定汇率制，并规定了以1944年7月1日黄金的美元价格构建二者的联系，并没有规定“官方黄金与美元的对等平价关系”。美国是依据1934年制定的国内法“黄金准备法”的居民持有黄金的禁令，以及对全球70%的黄金垄断地位，形成了“黄金的官方交易”机制，获得了“美元即黄金”的霸主地位。

　　美国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竞争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纽约依然是全球最大的金融资本市场。日欧金融机构若想参与全球竞争，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纽约市场，并接受美国的国内法管制，否则无异于自我放弃竞争权力。

　　显然，美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国际规则的含义。基于“沃克尔规则”的新金融监管法案，如何展开国际协调，形成普遍接受的且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值得关注。(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