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际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消彼长，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面临多重“两难”问题。

　　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恢复与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之间的冲突。2009年7月以来，重、轻工业增速差持续扩大。重工业强劲上涨是这次经济快速恢复的重要支撑力，但也造成一系列的增长压力。首先，由于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其过快发展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挤压，引发供给与需求的严重失衡。其次，重化工业的过快增长造成的能源资源消耗压力过大，同时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这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后，外需减速，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国际社会对我国节能减排压力增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经济增长对重化工业的过度依赖。但从去年中期以来的形势看，投资与消费增长的不平衡、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还在继续发展。

　　房地产作为民生产业与作为支柱产业的冲突。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消费持续偏快增长。同时，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冲动更加明显。但房地产信贷比重过高及房价持续非理性上涨不仅给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金融系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引发经济大起大落，而且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目前，房价问题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高房价及住房市场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对居民的其他消费形成很强的“挤出效应”，影响消费需求的中长期稳定增长。

　　作为贸易战略的汇率政策与作为金融战略的汇率政策的矛盾。金融危机后我们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增大。汇率政策作为我国贸易战略的政策工具，尤其在国内经济仍未完全企稳的情形下，这种作用更为明显。人民币升值将会削弱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短期内高涨的升值预期还将导致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加剧房地产等领域的资产泡沫。从贸易战略看，我们还不能贸然让人民币过快升值。我们必须策略地处理汇率政策问题。

　　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与保证中长期投资项目后期资金之间的矛盾。国际上，美联储已经基本终止了各种特别流动性便利，一季度大规模的资产购买方案也被终止。欧洲央行在3月份议息会议上宣布收回部分非常规融资工具，并表示年底将信贷标准收紧至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国内情况，银行贷款的快速增长和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提振了经济增长，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短期贷款偿还能力。2009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的快速增长也表明了这一点。从长远来看，也带来一些问题，诸如投资项目质量降低、不良贷款风险加大以及资产泡沫等。如果信贷量收缩过多，可能会造成中长期项目的后续资金缺乏。如何在防止过多的货币积累的同时，适当降低新增贷款规模，防止出现烂尾工程，需要合理掌握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调控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