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这也许是中国最需要关注的外部经济风险，由于目前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外部经济失衡，这种情况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失衡中首次出现。根据历史的经验，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失衡的再平衡过程，除了国家之间高度的经济依赖和联动性之外，共同的观念和制度协调框架是促使经济协调方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失衡的调节，非经济的手段也可能成为再平衡的可选择手段。但应该注意的是，中美两国作为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端，既是战略竞争对手也是战略合作伙伴。无论在贸易领域还是在金融领域，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都在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多，采用非经济手段来达到利益再分配的目的对于中美两国均是弊大于利。因此，中美两国应继续加强和深化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避免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切实防范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相互转化。

　　三招应对外部环境转变

　　虽然在中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定位仍然在于国际制造业大国地位的稳定和巩固。但从长期来看，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约束会进一步显现。因此，我国依靠大国经济优势走外需拉动的小国经济路线的发展模式将难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要以内需推动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侧重。

　　我国应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在流动性繁荣逐渐退去后，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既为缓解企业不断趋紧的融资约束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也是国内需求替代外部需求继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顺利转变的关键。对此，我国应在积极促进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最大可能的降低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动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

　　积极推进多边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在全球经济的关注点由利益创造转向利益分配的背景下，利益分配的大小与不同国家间经济实力以及相互依赖程度有关。虽然从个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表现为对美国经济的单向依赖，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美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样非常明显。因此，区域经济合作是维护外围国家应得利益的有效途径。我国应在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加强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和金融合作，以区域经济带的紧密依托为基础，努力构建全球多极化的制衡体系，切实维护我国所应得的政治经济利益。

　　我国应以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逻辑起点。我国外部需求的增长动力在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居民收入提高的内在要求则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会进一步影响到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逻辑起点则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随着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整个出口产业的附加值将有所增加，这为行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继而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证；同时，出口产品质量和结构的提升，有利于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维持我国出口企业的整体竞争力，继而为外部需求的持续增加提供必要的动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东海证券研究所）

　　执笔人：雷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