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汇率升值水平本身意义不大，一个重要的证明是，2005年时，美国一些专家认为人民币应当升值15%就可以解决中美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实际上从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超过20%，但是，反而在这个升值的时期，中美贸易顺差迅速扩大。因此，均衡汇率是一个变量，人为的测算并不容易把握，通过更为灵活的市场交易，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期。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今年是全球经济乃至中国经济最复杂多变的一年。此时，如果维持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安排，会存在哪些利弊得失？

　　巴曙松：在后危机时期，中国金融政策制定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我们认为，如果维持现行汇率政策安排，有利的一面是稳定出口竞争力；抑制套利资金流入。不利的方面则是：可能会直接影响通货膨胀预期；难以消除升值预期；同时还可能会刺激美元套利交易。2009年以来，国内外汇贷款需求迅猛，其实背后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升值和套利的动机；另外，美元汇率波动加剧，如果与美元捆绑过紧，实际上也会影响我国出口价格竞争力，从长远看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汇率是内需部门与外需部门的相对价格，汇率低估实际上对扩大内需是明显不利的。

　　汇率波动幅度过低，实际上也制约了国内的利率工具运用，因为低估的汇率使得利率也必须保持在较低水平，这对于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以及抑制资产泡沫并不利。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知道，国际金融理论中有一个开放经济下政策选择的“三元悖论”，就是汇率政策选择中的“不可实现的三位一体”(impossible trinity)，即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中，一国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不得不放弃第三者。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曾提出，加强利率和汇率协调配合来稳定通胀预期。对此您有何建议？

　　巴曙松：从以前的政策经验看，确实有一段时间，汇率波动幅度也不大，通胀压力也不大，但是外汇管理的压力比较大。随着国内物价压力的上升，试图通过降低汇率波动幅度、而通过国内物价上升来降低升值压力的路径，也越来越不容易，或者说回旋余地在明显降低。

　　有必要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程

　　中国经济时报：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应该是各方共识，或许只是在时机选择和改革方式上尚存分歧。您认为现在是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时机吗？

　　巴曙松：现在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有利于使国内的货币政策获得更多的独立性，抑制通货膨胀；有利于逐渐摆脱对美国经济金融的依赖；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但是，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如果过快升值，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因此，选择适当的时机，重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可能是必须要考虑的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时报：在政策选择上，您有何建议？是支持浮动汇率还是支持固定汇率？

　　巴曙松：实际上，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不过期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的金融危机，才使得汇率的波动幅度有所降低。

　　从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期看，预计二季度的出口会出现非常大幅度的上升，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也十分强劲，物价上升的压力加大，结构转型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因此有必要重新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反对少数国家的过分政治化，也要反对传统的冷战思维，以为凡是竞争者争取的，就一定是我们要反对的，人民币汇率首先要服务的还是中国自身的经济运行需要和经济利益，同时，也要消除长期形成的“浮动恐惧”，并且应该释放明确的信号，防止汇率短期内的过度大幅波动，促使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平稳推进。(单羽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