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件问题是个难点

　　在众多媒体几乎一边倒的“实名制好”呼声中，记者发现，购买到车票的旅客和未购买到车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心态。未购买到车票的人多是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弱势群体，他们大多由于缺乏身份证等证件随身携带的习惯，有的甚至没有身份证件，从而导致无法顺利乘车，影响了外出打工。虽然这些人受害于火车票实名制，但却难以通过大众传媒、网络等诉说自己的心声。

　　因为身份证尤其二代身份证并不普及，试行火车票实名制中铁路部门确定了28种有效证件，春节后在成都铁路局甚至达到了30种之多。即便如此，证件问题遇到的社会问题也甚为复杂，因为身份不能有效确认，阻断了一些人出行的路。

　　记者2月23日在成都火车站采访时看到，铁路公安部门还专门为那些没有携带有效证件的旅客开辟了专口，通过户籍查询系统确定旅客身份，并出具证明帮助旅客购票，在这个窗口排队的人几乎都是农民打扮。

　　成都铁路公安处政委张涛告诉记者，成都站一共有5个制证点，“22号一天我们共制了800多个证，基本上都是农村的。但有不少从农村出来的人要么记不住身份证号，要么根本就没有身份证，他们只能放弃打工或转乘价格更高的汽车外出务工。”

　　铁路警方今年在旅客票源调查时发现，由于试行实名制对于部分农民工而言，增加了购票过程的复杂程度，特别是通过电话订票时不能很快掌握和运用，从而催生了一群专门向农民工收取少量费用代购火车票的“伪黄牛党”。

　　这些“伪黄牛党”不是专业票贩子，通常都是对火车票实名制购票比较了解的人，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农民工。在成都火车站，来自金堂县的农民工陈希告诉记者，他们“先是告诉我今年火车票实名制了，订票很难很复杂，让我们这种不了解实名制情况，特别是第一次出门打工的人一下子就慌了。然后他们就说可以替我买火车票，但要加10块钱。到了火车站才知道不是那样的。”

　　乘坐K284次列车从成都去上海的农民工周某说，他觉得“火车票实名制使得坐火车的过程更繁琐了，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更愿意购买普通的火车票。你看，像我们出门打工的全都大包小包一大堆，买票、进站、上车还得看好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实在不便。”记者大致清点了一下周某的随身物品，大大小小竟有7件之多。

　　另外，对于农民工来说，由于无处报销火车票，不少人往往会把实名制火车票在出站后随手扔掉，从而有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给那些利用个人信息制作假证或用于其他非法途径的人提供了渠道。

　　实名制承载不了众多的社会问题

　　应该承认，火车票实名制只是改变了试点地区火车票分配的附加条件和认知透明度，春运运能这块“蛋糕”大小并未发生变化，出于运营成本和商业利润等多方面的考虑，运能也无法一时半会儿就做大做强，但火车票实名制促使以更透明、更合理的方式“分蛋糕”；而相对公平的“分蛋糕”，即良好的分配制度又会反过来激励人们“做蛋糕”的积极性。

　　但有社会学家认为，火车票实名制承载不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何既满足所谓民意诉求，又提升铁路运输服务能力，从而惠及更多的老百姓，应该是铁路春运之后面对的又一重要考验和难题，“试行火车票实名制的背后是大量社会问题向铁路集中，但也是铁路的苦衷被社会更多了解的窗口。对于铁路这样一个特殊的、复杂的路网型行业，专家认为，不能简单地按照理论上合理的推想和假设去提出更多的意愿，只有客观才能真实有效，深入实际切身感受方知其难。要不就会就事论事臆想，被非理智的民意驾驭，这对铁路、对社会和公众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