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记者，他的两个孩子以前都在北京上民工子弟小学，后来上不了当地初中，转回老家上。“平时只是和他们通通电话，一到过节很想孩子，孩子也想爸妈。”黄先生说，“而且，虽然我买了房，但年年要办暂住证，总感觉到不可能在北京生活长久。”

　　与黄先生不同，从安徽来到北京的叶小姐则是因为工资待遇太低。她在东四环附近的一家鞋城打工。每月只有2天休息时间，不包吃住，月薪600元，外加提成，卖一双鞋提成1元。生意好时，月薪也是刚过1000元。

　　记者了解到，像叶小姐这样的因待遇低辞职的不在少数。有关研究表明，“珠三角”12年来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68元。

　　有关资料显示，城市职工的年收入近30年来从600多元提高到24000多元，增加了40多倍，而农民工的收入30多年来没有太大变化。而近年来的价格上涨更降低了农民工的实际消费能力，农民工无法维持和过去相当的生活水平。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缺乏教育培训使农民工不能满足技术岗位的需求，只能不断流动。”牟达泉告诉记者。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副教授李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工荒”已经多次出现，这一次的规模则比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原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更有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和劳动的尊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工候鸟式就业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反映的深层次问题之一是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的均等化，农民工怎么能享受到公共福利政策；另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如何处理。

　　“民工候鸟式就业，实际上反映的是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没有统一，城市不能接纳农民工，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农民工还不能融入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研究室主任张丽宾说。

　　城市化是解决问题根本途径

　　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来回迁徙，成了每年“春运”的主力军，耗费了大量社会成本。这种就业方式何时能够改变？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但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时间，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牟达泉说，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的合作，建立劳动力组织、培训、维权等相统一的系统，以减少农民工流动的自发性与无序性。企业也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不断调整和改善劳动关系：一方面对民工进行知识、技能的教育与培训，另一方面一视同仁地改善民工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让民工能留下来，想留下来。

　　事实上，国家有关部委也一直在重视农民工的职业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