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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运大“实”验

　　实名制诞生的背后，实际上是赞成的声音淹没了反对声，铁道部顺应了民意。而这次全民大“实”验最终产生的效果，至今尚不好定论

　　本刊记者/李邑兰 文/梁嘉琳

　　镜头下的广州火车站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这是纪录片《归途列车》里的一幕。

　　这样的场景，中国人并不陌生。每年春运期间，中国都有数十亿人次进行着候鸟式的大迁徙，一年一度，潮汐似的轮回。

　　2010年1月30日，新一轮春运大幕拉开。国家发改委介绍，为期40天的春运，全国将有25.41亿人次踏上奔往东西南北的路途，其中，铁道部预计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2.1亿人次。

　　一边是“一票难求”的火车票，一边是愈演愈烈的火车客票倒卖活动。民意的呼吁下，铁道部最终选择在广州、成都两个春运期间运输压力最大的铁路局“试水”火车票实名制。

　　1月21日7时03分17秒，随着由深圳开往西安、订单号为“5055605057”的首张实名制火车票预订成功，有媒体称我国铁路客运步入了“准实名制时代”。

　　“火车票实名制的试行，只是促使‘一票难求’问题解决的起步。”已经卸任的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原总工程师、中国地方铁路协会原会长华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回家“绊脚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第一波民工潮的爆发，“春运”一词开始频繁进入大众视野，“买票难”也随即成了老百姓回家过年的“绊脚石”。

　　自1954年起，铁道部就有春运记录，当时日均客流73万人次，高峰客流90万人次。到了20世纪80年代，铁路春运客流逐年增加，1985年更是达到最高峰，铁路发送旅客1.43亿人次。

　　1989年，刚过完春节，来自河南、四川、湖北的百万农民工涌向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民工潮”由此爆发。“成都到广州沿线压力最大，一到过年，就以广州为中心，向贵阳、昆明、成都、武汉、郑州等地发散。”华茂介绍，这也是今年铁道部选择在成都铁路局、广铁集团“试水”的原因。

　　而同期涌向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时，华茂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他回忆：“那时的广州火车站，一开车，站台上的鞋就能捡一两筐。”

　　与激增的客流相对的，是数量远远不够的各类运输工具。以汽车为例，1980年全国汽车保有量仅为178.3万辆。

　　严重不足的运力，让“一票难求”的问题随之浮现。

　　“当时并没有那么多客车来拉旅客，就用大篷车来拉，把‘闷罐车’改成临时客车来拉。”华茂说。改装的车里还没有厕所，就在车底板上挖一个洞，加一个挡板，这就成了厕所。

　　除此以外，就是召集东北等春运压力小的地区，由工人带着客车来支援春运压力大的地区。此前，华茂曾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还“不识春运愁滋味”。

　　第三招是货运列车为客运列车让道。“我们过去是一条线既跑客又跑货，我就曾经下令，拿出一天让京广线上所有的货车都不跑，全跑客车。”华茂说。领导们不干了，“煤炭你得给我运啊。”春运返乡潮和冬煤暖需求是叠加的，这加大了铁路运力的紧张。

　　“黄牛党”的“搅局”进一步恶化了“一票难求”的情势。从1988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倒卖火车客票活动日益严重，仅广州站同年就抓获倒票分子7794名，收缴车票4万余张。

　　尽管公安部、铁道部等相关部门严打“黄牛党”的动作一直没有停过，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仍然有不少黄牛选择“铤而走险”。

　　“那时候一些‘高级’的票贩子，在旺季时(如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每天收入可达1000～30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也在100～1000元之间。” 2005年，北京社科院张西等三名助理研究员历时半年，调查了320名“黄牛”，写成了一份名为《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的报告。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至上世纪90年代中，是“黄牛们”积累最多的时候。

　　“当时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怎么千方百计提高运力，把旅客都拉走。而旅客们也都怀着朴素的想法，只要人能走就成。”华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