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税制的繁琐和简化只是形式，更重要的还是要体现政策的目标和税收本身的功能。就总体而言，看待中国百姓的税负不能偏向总量，而要注重结构。就总量而言，2009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就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水平，在20%上下。如果把非税收入，把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收入加进去，也就在30%左右。如果把能够统计在册的其他收入也都计算在内，可能会超过30%。但关键不在总量，而在结构。结构在哪？首先一个大的结构就是预算口径问题，我们希望把各方面政府收入都统一纳入预算当中来，使我们的宏观税负水平能够更确切地反映企业和居民的负担状况。另外，不同产业之间税负要均衡，促进服务业更快发展；不同收入群体间的税负要均衡，让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讨论税负问题我觉得是有裨益的，因为政府的支出规模和职能格局就在那里，单纯讨论税负的减少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新闻周刊：从2003年开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6年有余。这6年中，既有2008年开始实施的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制度统一，又有2009年实施的全国增值税转型改革。中国当前财税体制最需要改革之处还有哪些？

　　高培勇：最重要的是《预算法》修订应该尽快破题。《预算法》是统管财税所有法律的根本大法。现行的《预算法》是1994年推出的，当时的经济环境与现在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2010年要把《预算法》的修订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法律的改革问题。

　　“跑部钱进”应终结

　　中国新闻周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离不开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的健全。近日，胡锦涛主席也提出，“要按照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在这方面，未来会有哪些改革方向？

　　高培勇：经过这些年的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安排的路子越来越清晰了。中国是单一制的国体，不要指望给地方政府以税收立法权，这是越来越看得清楚的。正因为这样，现在谈到体制问题的时候，原来叫“财权与事权对称”，现在叫“财力与事权对称”，目的就是为了走出认识上的误区。

　　同时，中国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一制国家，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体。地方的财政很多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来实现。比如，2009年的预算中，全国省以下地方支出的38%要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弥补，中西部地区省以下地方政府支出的54%要靠转移支付弥补。这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中国的财力配置格局应该是什么样的状况。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转移支付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条件下，要尽快将转移支付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不要演变成“跑部钱进”，而是让地方政府能对自己的收入有一个大致稳定的预期。

　　中国新闻周刊：在信贷政策宽松的背景下，去年曾出现“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节”，地方举债融资的规模迅速扩大，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应怎样看待地方政府融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