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物业税太重要了。重要在哪儿？要我说就一句话，还是和贫富差距的调节有关。中国人走到今天，贫富差距最终要通过征收财产税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收入的差距；二是消费的差距；三是财产的差距。而在这三个层面的差距中，财产是基础性的，最根本的。政府要想调控，就必须瞄准财产。中国目前调节贫富差距的工具说到底还得靠税收，而税收现在面临的尴尬局面是财产环节没有税。中国2010年应该在结束财产环节无税状态方面有所作为。应该以物业税的开征来带动整个财产税体系的建立。

　　中国新闻周刊：在增值税方面会推出哪些新的安排？

　　高培勇：减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完成，比如缩税基、减税率，而增值税的减税则是通过从生产型到消费型的转型来完成的，这是一种机制上的调整。它里面有很多“玄机”。

　　生产型和消费型有什么区别？我认为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了：用于购买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的款项是计征增值税还是免征增值税？如果是计征，就是生产型增值税；如果是免征，就是消费型增值税。

　　2010年，要在增值税的转型改革问题上作出新的调整，我认为可以有一个突破口：那就是将增值税的抵扣范围，从设备投资扩大到所有固定资产。据估算，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中设备投资占三分之二，土建部分占三分之一，我们现在只允许抵扣其中的三分之二。2010年要在这方面做出突破。但是这牵涉到营业税的改革，因为现在的建筑安装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给土建部分抵扣等于是用营业税抵扣增值税了。所以这个配套要同时进行，将营业税与增值税的改革衔接起来。

　　税制改革与《预算法》修订

　　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资源税、环境税的改革会否提上议事日程？

　　贾康：合理的资源税税负水平和资源价格，是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前提。资源瓶颈之所以演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与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有关。现阶段我国资源产品价格仍基本上是“三不反映”：一不反映资源的需求稀缺程度；二不反映供求关系；三不反映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而且资源价格缺少弹性，不利于运用价格手段激励节能。

　　之所以会有不合理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又与没有完善的税收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撑有关。也就是说，现行从量计征的、过低的资源税额不能配合价格的“三个反映”。其最大弊端显现在资源价格高企的时候，也是资源企业低效开采的最疯狂的时候。但这时却又是最不能进行资源税改革的时机，因为资源价格虚高之际必是通胀之时，而此时资源企业也极易把改革后的资源税轻易地转嫁给下游企业，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胀。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我国迟迟无法推出资源税改革的原因。

　　如今，在我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民经济于2009年间顺利由“前低”转入“后高”之后，我认为推进资源税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高培勇：结构性减税属于积极财政政策，而资源税、环境税的改革则属于税制改革的进程。资源税在2010年应该出台了。大的背景很清楚：节能减排，全球气候变化，建立低碳经济。税收上肯定要有所作为，而且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各方面的条件基本已经具备，应该在2010年将它推出。

　　中国新闻周刊：从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税负的减少和税种的增加之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应该怎样看待中国的税负问题？

　　高培勇：经过减免，中国现在一共有19种税，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暂免征收的，有效运行的一共有18种税。从总体上讲，税制改革的方向就是12个字：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简税制”就是税种不要太多。我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做比较，20个左右的税种不是一个繁琐的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