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工资与提供培训同等重要

　　“劳动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关系非常密切，如今，在广东经济增幅比较快的情况下，旧有的工资水平已经吸纳不到足够的劳动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昨天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他表示，要改变当前珠三角用工荒怪圈，最主要的就是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人担心，工资高了，劳工来了，但企业成本提高被逼走了。我认为走的企业只是那些靠给员工支付低工资而盈利的企业，这些企业在特殊历史发展时期是有作用的，但是现在它们走掉了对广东其实是件好事，只有这样才能把更好的企业吸引过来。”党国英说。

　　除工资偏低，还存在劳动工技能短缺问题。珠三角地区“腾笼换鸟”式的产业转型致使企业的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转移，常规的普通农民工供给不能与之对应，进而出现结构性民工荒。

　　“农民工用于自身发展的文化教育支出非常低。我曾听到一些农民工提出的首位要求就是能享受培训。但是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在培训方面很少有机会，自己也没有这样的钱支出。”中大政务学院教授郭巍青说。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王珺建议把企业实质性纳入到劳动者职业培训体系当中。“我曾听一些外商说，珠三角投资的吸引力不如长三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培训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我国1996年起施行的职业教育法没有明确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办职业教育的具体责任，珠三角能否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先行先试一个暂行条例，让企业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劳动力培训？而执行的企业可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王珺说。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谌新民认为“用工荒”给珠三角城市的启示是：一方面要着手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另外也要从提高就业素质、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方面进行努力。本报记者 佘慧萍 实习生 李恬

　　调研者说

　　“刘易斯拐点”为何失灵？

　　无疑，在09年7月展开的外来工收入支出结构调研，必须直面以下的系列问题：1、金融危机对外来工到底造成多大冲击？2、所谓“民工荒”是否意味着经济复苏与外来工供求关系逆转？这一状况是否提高了外来工的收入？3、外需减退，内需不振，同样是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从劳动力供求曲线分析，这将倒逼出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从我们的调研看来，一个最直观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失灵了。本次金融海啸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却导致我国城市经济的重挫，以及农村人口的大面积失业，这意味着刘易斯所假设的只有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并不存在，无疑，存在“国际—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以及国内市场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这就导致了第一重分离：即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分离。

　　生产地和消费地分离的结果是，生产地不断扩大规模压低收入，降低成本，去迎合消费地的需求。比较优势的演进，由于议价权的不平等而逐步转化为对国外—国内的二元结构的自我强化，国内市场的议价权被压抑，大部分利润都转移到国外。而这一特点对出口导向型国家尤其明显。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当国内的城乡二元经济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拐点的时候，城市经济未必能有大规模提高工资以及进行产业转移的积累和能力。特别是，跨国公司倘若面对劳动力价格提升的问题时，完全可以将订单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

　　其次，由于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是存在户籍限制的，这又导致第二重分离———“就业地”与“劳动力形成地”分离。在珠三角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上一年级，班里的孩子就逐渐减少。到初中，老师甚至会劝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一定要回老家去读书，因为高考必须回原籍考试，一些省份的教材和广东省不同。而更令人感到心酸的，是我们在东莞沐足城楼下小卖部访问的一个沐足技师，居然曾经获得过重庆电脑设计的培训文凭，但由于当地就业歧视和信息不对称，这一文凭并没有为她带来更体面的工作。

　　这两重“分离”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劳工力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工资也无法因供求关系进行价格传导，也就是说，即便出现了劳工荒的情况，也无法大幅度提升工资。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