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开始的地方

　　她建议海南建一座闯海墙，永远别忘记那些“闯海人”

　　本刊记者／杨正莲(发自海南)

　　那个美好的12月的夜晚，永远定格在了代国夫心中。他从冰天雪地中来，一下飞机就被椰树吸引了，晚上十点钟，月光下的海口特别安静，特别美。

　　秦建国上岛的那天是个好天气，蓝天白云，阳光灿烂。这是他背着几十包方便面和一本毕业证书，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后才踏上的热土。严严实实的冬装，终于在秦建国辗转于火车、大巴、轮渡之际，被一层接一层地褪去——甚至可以视其为一种仪式——告别过去，奔向未来。而除了换下的冬装，他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只好临时在地摊上买了两件短袖衬衣。他一直记得那首歌：“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要走自己的路，只因种子要发芽。”

　　1988年前后，“十万人才下海南”，不同于海南岛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大迁移，对于这些旧体制的叛逆者、过去生活的抛弃者、新理想的追求者而言，海南省比“特区更特”的设想，曾代表着自由、梦想与希望。

　　向南，一直向南，直到海南。

　　私奔

　　1988年1月31日，海南的清晨，本色、自然，绝无迎合之意。北京青年秦建国看见陆地一点儿、一点儿地从海水里冒出来。然后，他把自己结结实实地摔在了海南这片土地上，并再也不愿离开。秦建国固执地认为，这是命运赐予他的礼物，就像有人专门为他准备了惊喜一样——他称自己对海南“一见钟情”。以至于在后来数十年的时空变换里，敏感的秦建国总是能够很“巧合”地发现：每年的1月31日总有好天气，就像他上岛那天一样。

　　椰树婆娑的城市，还是那么破旧，连红绿灯都没有。这有什么关系呢？秦建国眼见的全是生机和希望，那是一种明显不同于过往生活环境的氛围。

　　秦建国到达海口的两个月之后，海南省建立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而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消息，在1987年8月29日，已经被新华社发布了。

　　此前，深圳特区释放的活力已经成就了许多人的梦想。一个更大面积的“特区省”，瞬间引燃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来积蓄的激情和能量，秦建国也在获知这一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被震撼了。正迷茫于“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大学生秦建国，彼时已经在四川工作了一年。不过，偏居于川北的一个小县城，秦建国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1987年的年底了。

　　在静静流淌的涪江边思考了几天之后，秦建国暗暗决定奔赴海南，然后他一个人悄悄地走了。秦建国出于本能的出走方式，无意间居然成了一种典型——彼时全国各地正有成千上万个“秦建国”激情澎湃地、却又是隐秘地谋划“私奔”，“私奔”的对象便是海南。

　　自1987年8月至1989年4月，来信来函及亲自来海南求职的人才达到了18余万人次。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0%，35岁以下的占85%，具有高级、中级职称的有近7000人。

　　海南已经沸腾了。彼时广州有一个公园，对面就是往海南发车的地方，基本上是几分钟一班车，每班车上三四个司机轮换开，一路不停，到了海南以后又马上调头。而通往海南沿途的店铺则通宵不停地做生意，到处是不夜城、不夜县。

　　立足

　　“实际上，我是先回了一趟家。”21年之后，秦建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那段经历时，还有一点难为情的样子：“听说海南很遥远，怕很难再回家了，想先看看母亲。”

　　从北京到广东，然后再坐大巴车，“船票也买不到。”秦建国吃惊地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人和他一样向往海南——他们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闯海人”，“当时的海口，大街小巷到处是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年轻人”。

　　在旁人的指点下，秦建国住到了当时最热闹的地方，位于海府路的组织部招待所。招待所二楼就是人才交流中心，每天都挤满了来登记求职的人。“蹲在地上登记完，人家说你们自己去找吧，然后我们就挨家挨户地自己去找工作。”秦建国说，“那里介绍工作的成功率非常低。”当时海口的人才交流中心内，堆满了登记信和求职表，共计有10万份之多，这就是著名的“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由来。

　　秦建国所住的招待所，每天的房租是两元钱，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一到晚上，热闹非凡，有交流工作经验的，有唉声叹气、准备打道回府的，也有在外面卖东西、很晚才把锅碗瓢盆收回来的。

　　一个月后，为了更节省一些，秦建国住到了海府路的海南旅社，每天房租一元八角。上下铺，一张草席，一个发黑的枕头和一顶发灰的蚊帐，楼内没有水房和厕所。

　　“床位要每天上午十点前交租金，还不能长期预订，你看海南那时候有多落后。”秦建国至今还是感慨万千。有一次他忘记及时交钱，等中午回来时床位已经被卖出去，而且没有多余的床位了。

　　住在招待所内的已是幸运儿，更多“闯海人”选择了在街头露宿。

　　那时的海南，还是传统农业占据半壁江山，落后的经济基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人们期待的大特区现代化建设，还只是一张虚拟的蓝图，没法瞬间创造出容纳近20万求职者施展才华的空间。到1989年，全省总共吸纳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也只有3000余人。

　　秦建国，这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也是在滞留了两个月之后才勉强找到工作单位，“需要试用半年。”秦建国说，“那个时候通过找接收单位留下的人很少，很多留下的都是冲破了当时的体制。”所谓的冲破体制主要是指摆地摊、卖报纸、送盒饭之类。

　　“当地人都很奇怪，他们说，我们这里这么落后你们过来干吗？很不理解。” 为什么要来海南？秦建国给自己的解释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真正有所作为的地方，“原来那种压抑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并不适合我。”“关键是那个时候人都很有信心。”秦建国如此解释当年的不辞劳苦。

　　“其实是奔着人的自我释放。”当时任职于重庆建工学院的邢增仪，在新华社消息发布的第二天，她就带着学校的骨干力量到海南考察项目，“我们要帮海南做规划设计。”多年后，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禁锢得太久了，需要有一种新鲜的自由的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海南建省给了这么一个机会。”

　　不过，梦想归梦想，一看到琼海的领导，邢增仪还是吓了一大跳，“五套班子说好了五点钟在县委办公室等我们的方案，我们领导一去，全部的领导，县长、书记全都是光着脚，盘着腿坐在那里，这是海南的习惯，全都那样，我们心里想怎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