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23岁的小朱是江西省余干县人。2008年10月，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他所在的工厂因为接不到订单，在时开时停了一段时间后，把工人们都辞退了。在找了几天工作无果后，小朱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江西老家。

　　2009年12月初，小朱接到村里同伴的电话，他再次来到了东莞，并在同伴的介绍下，进了厚街的一家服装厂，做了一名服装缝纫工。

　　“虽然服装厂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比以前打工的工厂要好一些，但我觉得工资还是太低了。”小朱对记者说，以他刚辞职的东莞某服装厂为例，工厂给予他们的底薪为每月770元，如果算上周末和平时的加班费，每个月的收入大约为1200—1500元左右，还是无法实现自己出门挣钱的目的。

　　他这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因为吃不惯工厂里的饭菜，他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每个月的租金是260元，如果算上水、电、煤气、卫生、有线电视等各种费用，约需320元左右；此外，吃饭、购物、乘车、加上偶尔去台球室打打台球、陪朋友下下馆子，每个月的开支不下1000元。“也就是说，每个月拼死拼活、没日没夜地干活，挣的工资仅够自己缩手缩脚的开支。”他说。

　　“至少也得找个一个月能挣3000元的吧。”对于辞职的原因和自己对于工资的期望值，他不假思索地对记者说，“以前都是工厂挑我们，现在东莞民工短缺了，我们也要挑一挑工厂。”

　　像小朱这样辞职出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在东莞甚至整个珠三角地区并不在少数。根据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给本报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前不久，该局分别在出租屋和劳动力市场对600名农民工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其中，在出租屋接受调查的400名农民工中，有70人没有工作，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41.4%；而在劳动力市场调查的200名求职农民工中，139人没有工作，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36.7%。

　　在当天的采访中，记者还遇见了分别来自湖北的小玲和江西的小艾等3个女孩子，她们也在10天前辞去了原来在鞋厂的工作，结伴出来想找一份“上班时间短些、工作环境好些、福利待遇优些”的工作。

　　她们告诉本报记者，虽然几乎所有东莞企业都在大喊缺工人、招工难，但工资待遇并没有相应提高。从她们近一个星期在东莞多家企业的求职情况来看，几乎所有企业的底薪都是每月770元，而这正是2008年4月1日东莞开始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民工荒”并没有让东莞企业增加员工工资。

　　这与记者在东莞调查的情况大致相同。根据本报记者对该市厚街、长安、高

　　等镇多家服装、电子、鞋业等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位于高 镇的日本电产(东莞)有限公司给予员工的月基本工资为800元、略高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外，其余接受调查的企业都是按照东莞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770元／月的标准支付员工底薪。

　　“这不仅低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还低于江西老家的工资水平。”来自江西赣州的小艾对记者说，在她老家，一些从沿海转移过去的服装、电子等企业开出的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并不比这边低，这让她有些想不明白。

　　她告诉记者，如果几天后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们准备结伴去浙江或江西打工，彻底告别珠三角。

　　事实上，不仅是在东莞，在记者采访的珠三角多个地区，到处都有小朱与小艾们的身影。

　　12月22日，在记者入住的某连锁酒店广州流花店，来自江西九江瑞昌的黄琴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她是3天前到该酒店上班的，此前一直在珠三角多个地区的服装、电子等制造业工厂打工，先后从事过服装缝纫和电子装配等多种工作，特别辛苦不说，还挣不到钱。

　　她说，在珠三角地区，不仅是东莞企业给予员工的底薪多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在她此前所打工的中山电子厂，也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70元支付员工工资，而且企业还不包吃住。即使每天加班，每个月也只能挣到1500元左右，这让她感到生存艰难。

　　“而服务业就不一样了，一般底薪都在1200元以上，公司还给予安排食宿、交纳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她对记者说，以她目前所服务的酒店为例，酒店给予她们的实习期是2个月，实习期间的底薪为1200元，实习期满后，如果被酒店正式录用，第一个月的底薪就将达到1600元，并可享受每月4天以上的带薪休假。(江宜航 王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