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美欧确立新监管框架 金融监管全面强化

　　2009年12月1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09年12月2日，欧盟各成员国财长就金融监管框架达成一致；2009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2009银行法案》。美欧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涉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消费者保护、危机应对以及国际监管合作等诸多领域，全面监管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点评：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监管当局受到了来自各方的严厉批评和质疑，而重大金融危机的发生同时也造就了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契机。危机促使美欧监管当局不断反思本国金融监管以及协调机制的不足，迫使他们放弃各种打补丁的改良方案，直接探寻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雷曼事件使美欧监管部门意识到，合理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实现监管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监管效率的基础，尤其是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与其他监管部门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若无一个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并拥有足够信息的权威机构来负责检测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监管当局很难采取高效率的联合行动来解决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突发性问题，亦难管理因金融机构一味追求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巨大系统性风险。从监管行政角度来看，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稍纵即逝，而令人难以忍耐的决策时滞则几乎无例外地总是痛失良机。

　　为了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此次美欧的金融监管改革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集权的路子。从机构设置来看，实施系统性监管的职责或被赋予某一现有机构，或者索性另起炉灶。从监管范围来看，一方面，更多的金融产品将被纳入监管范围——华尔街多年发展起来的完全游离于监管视野之外的大量柜台交易债券和衍生金融产品将受到监管，金融产品创新也将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更多的金融创新机构将被迫接受更多的监管——参与市场活动的所有金融机构，特别是一向与监管绝缘的对冲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等，都将受到严格监管。

　　值得深思的是，美国银行业的资本水平虽然高于欧洲银行业，却也无法避免成为引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和重灾区。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由于市场普遍认为资产可被迅速出售且敞口可被迅速平仓，银行交易账户所要求的资本金水平可以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且，按市价计值的会计准则助推了资产的非理性繁荣。在市场高涨甚至是在正常运行时，这种状态及其隐含的风险往往不被理会，一当危机来临，银行便会突然集体显示出资本缓冲的短缺，大量的损失便只好依赖政府当局从外部注入。鉴于此次危机的惨痛教训，各国监管当局都在酝酿对交易账户的资本金标准实行重大变革，同时也将对评估交易账户风险的整体方法进行彻底审查，人们希望，资本监管的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银行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亲周期性。

　　尽管美欧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堪称激进，但充其量也只是“亡羊补牢”。而且，公诸于世的金融监管新框架，再次使我们看到监管者作为市场追随者的路径依旧：改革方案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党之间利益调和的结果，目前大部分内容尚停留在政治主张和口号层面，将其付诸实施则需经历漫长的过程。后危机时代美欧各国依然会在“市场”与“监管”之间努力寻求动态平衡的路径，当下一个繁荣周期来临，市场竞争压力加剧，美欧金融监管仍无法回避从加强到放松的回归，金融机构监管套利的机会仍将存在。这意味着，改革金融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率，仍将是全世界面临的长期难题。

　　点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扬

　　3、美欧日利率维持历史低位 政策退出引发关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出台了包括降低利率在内的经济救助政策。美联储自去年12月17日将利率降至0.25%后，已维持一年有余，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利率水平也降至0.1%、1%和0.5%，为历史低位。经济救助政策的实施使全球经济出现了回暖迹象，但同时也使很多国家出现了过度举债、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胀预期加剧等问题。政策退出已成为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

　　点评：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各种经济救助政策予以应对，随着包括降息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救市行动的开展，信心已有所恢复。2009年5月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回暖迹象。IMF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望达到2.4%。

　　不过，大量的货币增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通胀预期隐忧。目前，国际油价已接近80美元，与今年2月中旬相比上涨了一倍还多；金、铜、铝和铅等大宗商品价格也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各国的财政压力也不断加剧，IMF估计，2009年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在GDP中的占比将达到10.2%，与2007年相比上升5倍。因此，各国政府在未来政策选择上可能面临两难：如果很快退出救市措施，刚刚出现复苏“绿芽”的全球经济有可能重新陷入衰退；而如果太迟退出救市措施，全球经济又可能陷入滞胀的不利局面。化解以上政策矛盾，既能紧跟经济复苏步伐，又能巩固财政、预防通货膨胀，就需要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退出战略。总的来说，退出政策要把握好以下两件事：

　　首先是退出时机的选择。退出时机的选择有赖于一国的经济走势。在判定经济走势上，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经济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是否持续回暖，比如GDP是否连续增长、CPI和PPI是否开始上升、失业率是否触底反弹等。由于经济情况不同，各国在退出政策时机的选择上可能会出现脱钩。10月以来，澳大利亚、挪威、以色列等国已采取了加息政策，印度上调了银行准备金。而如新西兰、加拿大等受危机冲击较轻、通胀压力较大的资源型国家在未来半年内可能也会选择加息。不过，对美国和欧盟各国来说，由于目前金融机构的风险还没有完全出清，很多金融机构还存在亏损，特别是失业率依然很高，因此贸然退出可能会给经济带来二次衰退风险。预计在未来半年之内，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大规模退出策略的可能性较低。

　　其次是退出次序的先后。对货币政策而言，在金融机构逐渐恢复信贷供给的情况下逐渐减少中央银行面向社会的资金投入，然后再逐渐使面向金融机构投放的流动性恢复正常。当数量型货币政策退出后再考虑调整价格工具——利率。对财政政策而言，危机平稳信心恢复之后要逐步严肃财经纪律，逐渐减少财政赤字。IMF已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即各国应率先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的担保和保险，纠正信用市场的风险错配，以恢复金融市场秩序。

　　总之，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之时，由政府出面伸出有形之手，提供必要支持以保障经济不至于全面瘫痪，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不过，经济的稳定回升，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内生性增长动力。因此，各国政府在实施经济救助政策的同时，更应该具备前瞻性眼光，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退出战略，保障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长期增长。

　　点评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吴晓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