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矛盾忧患

　　抓住重新审视劳资格局，消除劳资矛盾隐患，调整劳工政策的机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今年7月，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来调研时，我们就反映说劳动争议案件在劳动仲裁部门立案后，要拖3个月才开庭，远远长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45天的裁决期限。没想到现在10月份立案的案子，竟然要到明年8月开庭，于工人一方非常不利！”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时福茂律师激动地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也明白，不是劳动仲裁部门办事不力，而是劳动争议案件爆棚了。”

　　时福茂告诉记者，时至年终，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呈猛增态势。“原来20人以上的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一个月能接一两个，最近每天都有这样的案子上门”。

　　这位活跃在劳资关系处理一线的公益律师，感觉是敏锐的。仅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达51.9万件。被专家认为“属高位运行”。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近年来各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从2005年的31.4万件，攀升至2008年的69万件，翻了一倍还多。

　　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数据则是，各级法院在2008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28万余件，同比上升93.93%。今年上半年受理近17万件，同比又增30%。有的地区此类案件更呈激增之势，如今年一季度，广东、江苏、浙江增幅分别高达41.63%、50.32%和159.61%。

　　与此同时，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受访专家学者对此的认识更加趋于一致——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来自产业工人的“激化”反应

　　2009年，一些地方产业工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较为活跃。4月，有河北保定棉纺厂千名职工沿国道“徒步进京旅游”事件；7月，有武汉锅炉厂千名工人3次堵路事件；同在7月，吉林通钢事件以7个高炉一度停产、1名企业高管被殴致死的“双输”后果，震动全国；8月，河南林钢事件中市国资委副主任被软禁90小时；11月，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发生“罢工”等。

　　“劳资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是今年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社科院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说，“在其中，我们尤其看到了产业工人的力量。大工业、现代化工业生产领域的劳资关系动向，需要高度关注。”

　　在受访专家看来，与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职工群体性事件相比，2009年的情况也许并不算很糟。但一个观察的前提是，今年并没有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刺激动因。

　　“国企改制十几年了，工人们透过自己的父亲、哥哥们下岗后所遭遇到的经济补偿、再就业、养老、医疗等具体的生活境遇，已经对原有的改制方式有了切身的体验。他们知道，再这样对待他们是不行的了”，单光鼐说。

　　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对本刊记者说，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无视职工的民主权利，擅自决定企业破产、出售、转让、兼并等直接涉及企业生存、职工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甚至贱卖国有资产；一些地方企业改制的政策制定得不全面、不细致，不履行法定程序，导致一些企业改制重组中劳动关系调处政策落实不到位，损害职工合法权益。

　　张建国认为，国企改制引发的某些群体性事件主要特点是，有明显的弱势群体性、较强的利益追索迫切性、突出的社会矛盾性和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性。“而且，不同于中小企业职工维权的相对分散性，大型企业的职工比较集中，组织化程度也高”。

　　“通钢、林钢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的愤怒情绪和行动步调是如此的一致。如此心齐，这与产业工人天然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联”，单光鼐说。

　　班组-车间-分厂-总公司，这是大多数大型企业所具有的组织结构。正是这种结构造就了产业工人有纪律、有组织性的“资源优势”。“一个班组内，大家的工资福利是一样的；一个车间里，大家的处境是一样的，一个分厂中，大家面临的前景是一样的。这成就了一个利益相对一致的‘同质性’较强的群体，相当于一个熟人社会，动员力相当强大，行动起来也很便捷”，单光鼐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特点更加明显。有的地方一个城市就是围绕一个大型国企建立的，如通化的二道江区即是“一个产业一个区”。地理空间一致，生产方式一致，利益一致，产生了强烈的集体认同感。

　　与以往相比，此类群体性事件的“策划力”也明显增强。比如与以往几千职工同时静坐堵路不同，今年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工人改为分期分批地走上街头，形成持续性压力。再如一些事件中打出的横幅和标语也显示出存在事前策划的步骤。

　　“与瓮安事件中临时扯块白布、用毛笔草草写出的标语大不相同，今年的标语一般都是美术字、印刷质地规整，说明提前是有准备的，组织化程度更高了”，单光鼐说。

　　“多年来积累的劳动关系矛盾，加上国企改制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正在改变工人的心态。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对工人的心态又缺乏及时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甚至错误地估计和处理工人们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矛盾激化，酿成恶果”，张建国说。

　　劳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涉及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稳定层面，至为复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带来了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需要高度重视的是，近年来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把“执政能力”简化为GDP的增长能力，为了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较多地考虑对资本的吸引力，而对相关社会政策与劳工权益的维护较为忽视。在各种亮丽的经济数据背后，一些地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不和谐现象不断出现，使劳动关系的脆弱性不断扩大。

　　“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张建国说。

　　据山东省总工会统计，仅今年一季度全省一般群体性事件就共发生52起，主要诱因是欠薪、经济补偿金和历史遗留问题。据深圳市公安局介绍，在全市群体性事件及不安定因素苗头中，以劳资纠纷类增长最快。2008年为637起，同比上升119.7%；2009年1月达到97起，同比上升61.7%。

　　全总所作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劳动关系和职工权益状况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工会主席中有50.4%对“未来一年将成为集体劳动争议集中爆发期”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同时，对“未来一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这一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的占55%。由此可见，仍有一半以上的工会主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

　　张建国说，企业工会处在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一线，对劳动关系矛盾了解最真切、最直接，如此多的企业工会主席对劳动关系的走向表示忧虑，应该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外，今年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对抗性和暴力性引人注目。打工仔、打工妹手拉手上街堵路、在政府门前静坐等方式，在一些事件中已经升级为劳方和资方、政府工作人员、警察的肢体冲突。通钢事件、林钢事件中还出现了软禁、殴打致死的情况。受访专家坦言，中国的劳资关系处理已经出现暴力化倾向。

　　忽略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2009年的劳资矛盾有一个广阔的背景——国际金融危机。去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形势从2008年一季度到2009年三季度，画出了一个大大的“V”字形，今年10月便传来了“全年‘保八’毫无悬念”的乐观预测。受访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关系领域的冲击及后续效应却并非如此乐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2009年带领他的团队进行了一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关系领域问题”的调查。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陡降，一些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压力骤增，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纷纷调整生产经营方式、劳动管理制度和格局，导致劳资双方原先确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化，由此引发了劳资摩擦与冲突。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企业几乎是同时进行调整的情况，这其中既有不得已调整的，也有人为钻空子的违法行为”，苏海南说。

　　其一，许多企业调整了人员招聘配置制度和办法，从微观看影响了企业用工数量，从宏观看影响了全国的就业总量和结构。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农民工返乡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春节前返乡农民工为7000万人左右，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0%。

　　而农村基层社会一时间却很难承载这一重负。“我们在湖北石首的调查发现，在事件发生之前，‘满大街都是小伙子’，都是返乡的农民工，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拿到足额的工资，是带着情绪回家的，这都是不稳定因素”，单光鼐说。

　　其二，一些企业调整了工时和休假制度。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去年11月所作的调查中，有40%的企业没有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实际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苏海南说。

　　一些企业由于没有订单，将标准工时制改行综合计算工时制、不定时工作制，将“常白班”改为“两班倒”、“四班三运转”，甚至“随机班次”，其中不少企业事先没有经过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或与劳动者协商。

　　其三，一些企业调整薪酬福利和社保缴费比例，采取冻结加薪、压缩福利预算、加大薪酬制度的弹性、减少或暂停支付加班工资等办法，或者未按政府规定擅自下调社保缴费比例，引起职工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今年上半年职工工资增幅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5.1个百分点，为2001年以来最低。据苏海南的课题组所作的典型调查，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许多外向型中小型企业的工人工资下降了20%～30%。

　　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9年有5.8%的返乡农民工即406万人被拖欠工资。珠三角的欠薪问题再次反弹。在山东、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韩、港、台资企业欠薪出逃的事件频频发生。“外企欠薪出逃所涉及的人数和欠薪额度，比往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苏海南说。

　　其四，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改善步伐被拖慢。今年6月，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事件，以极端的维权方式再次将中国职业病防治和安全生产的软肋暴露在人们面前。

　　“金融危机来了，订单少了，原来想改善劳动条件的也没钱改善了。等到经济回暖，企业又加班加点生产，使得原有的安全生产矛盾更加突出”，张建国说，“我们要透过乐观的数字，看到被掩盖的实质性矛盾。尤其是近1.5亿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如果中国没有农民工这个特殊劳动者群体所起到的‘蓄水池’作用，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所激化的劳资矛盾会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