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经济复苏是强力刺激的结果，宽松货币政策是实现内生性复苏的基本条件

　　从2009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以及相关指标来分析，GDP增长达到7.1%，投资、消费都很旺，各种信心指数都在往上走，经济复苏已成定局。但从内在的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再次下滑的风险并非不存在。

　　这是由我国两个“二元结构”所决定的。一个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另一个是内外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经济上的“断层”，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以及投资创业能力都处于不同的层次，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不对称的。在市场的推动下，资金、劳动力都是单向地从农村流向城市。非农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大学生和农民工)都很难通过农村需求来消化。而内外二元结构是指经济体形成两个部门：为内需而生产的部门和为外需而生产的部门。这两个部门是相对独立的，短期内难以相互转化。为外需而生产的部门多年来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其生产能力巨大，内需无法替代外需来带动它发展；而且，外向型生产部门缺乏内销的营销体系和市场网络，为外需而生产的产品难以在短期内变成内销产品。在外需急剧下滑且一两年之内全球经济难有改善的情况下，内需短期内无法替代外需来消化其过剩产能，只能靠政府的强力刺激来缓解产能过剩和劳动力过剩的状况。政府的4万亿刺激方案为期两年，如果两年之后，也就是2010年之后，上述两个二元结构没有明显改善，内需动力依然不足，而在外需仍然萎靡不振的情况下，政府若无能力再行强力刺激，经济增长将会再次滑坡。从现有的情况来看，财政状况已经相当紧张，这样的扩张力度两年后是否还能持续令人怀疑。显然，当前的经济状况还离不开货币政策。

　　而且，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尤其是在主要靠公共投资手段刺激经济的情况下，会扩大政府配置资源的份额，相应地减少市场配置资源的份额，这与市场化进程是相悖的。尽管为了应对危机不得不强化政府干预，但对于正处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经济体而言，政府强力干预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体制复归。而货币信贷政策却不存在这个副作用，同时可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有助于形成内生性的经济复苏。在总体过剩，也就是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依然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孤立地从货币数量来判断通货膨胀的风险。

　　再从货币状态来分析，随着经济回暖，“冰冻”的货币即使在减少，但也不会变成气化状态，更多地会成为像蜂蜜一样的液态，具有黏性。也就是说，投放的货币信贷不会均匀地流到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和各个主体。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例如，我国不存在凯恩斯所说的那种货币工资刚性，工会力量薄弱，工人的集体谈判力量弱小，就是产生了通胀预期也难以转化为工资上涨。尽管连续几个月信贷放量增长，但名义货币收入并未因此而相应地有更快的增长。这从M0的增长远远慢于M2和M1可以间接地得到佐证。2009年1—7月份流通中的现金M0同比增长11.59%，净投放现金25亿元，同比少投放541亿元。联想到大量使用现金的农民工，就不难想见其原因了。2亿多农民工的现金收入减少了，再从不少地方竞相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势来看，工人工资并没有因货币信贷政策扩张而上涨。尽管今年上半年信贷增长很快，但农民融资、中小企业融资依然相当困难。这说明大量投放的货币信贷不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和政府的投融资机构手中。至于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恰恰说明流动性滞留相当严重，除了政府的大项目和大企业之外，实体经济依然缺乏流动性。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储蓄快速增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如此等等，均说明当前整个“货币状态”依然处于“冰点”，流动性滞存短期内难有改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是一种幻象，是仅仅依据货币数量论的逻辑主观推导出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收紧货币信贷政策，将会导致实体经济中流动性紧缺雪上加霜。

　　总体来看，货币信贷政策总量上宜保持稳定。为防止因流动性滞存引起的资产泡沫转化为银行体系风险，应主要在信贷结构上做文章，创新金融机制，激活实体经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可贷资金大大增加，银行贷款能力大为提升，而且银行也有积极性。但机制陈旧，管道不足，使信贷资金供应与信贷资金需求之间错位，这也客观上加重了流动性滞存，加剧了货币状态的黏性，从而出现了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的奇观：实体经济领域资金紧张，而虚拟经济领域资金充裕；商品价格负增长，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由此看来，借此机会，加快金融改革倒是正题，一方面，使防范金融风险变被动为主动，于改革之中形成金融风险控制机制；另一方面，使货币信贷政策更为有效，走出政策操作上左右为难的窘境。

　　(刘尚希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