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投资管理公司(AMG)通过旗下全资附属公司，斥资3600万美元购买惠理集团有限公司5%的股权，共计8082.8万股。

　　在数千家基金公司之中，惠理基金能和AMG成功对接不能仅仅归结为它是唯一一家香港上市的基金公司，更重要的是该公司的逆向投资策略颠覆了传统思维，而倡导这一理念的是惠理基金的掌门、有“亚洲巴菲特”之称的谢清海。

　　佐证逆向思维的唯有行动。在金融危机之后，谢清海旗下的惠理基金现在比重已从30%下降至年初的10%，到今年6月，更降低至5%。

　　在倡导谨慎为先和逆市投资的前提下，谢清海更注重对公司的业务投资而非股票投资，视自己为公司的业务投资者。为此他早在巴菲特之前就已投资比亚迪，并至少赢得了两拨行情，以最大差价估算，回报率接近200%。

　　而今，他更看好高股息收息率的中国股票，并希望能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中部投资机会的人。

　　“无冕之王”转战投资

　　谢清海出生于马来西亚依山傍水的槟城，这里是当地居民避暑的圣地，但是他的童年生活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12岁父亲去世之后，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不得不开始担负起赡养母亲的职责。当别的孩子都在安心念书的时候，谢清海却在念书之余还得去路边兜售凤梨。

　　年轻时的谢清海在槟城当过记者。1974年，他带着很少的资金和一个小包踏上了开往香港的船舶。到达香港之初，谢清海依旧从事新闻事业，并分别在《远东经济评论》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从事记者工作。在其记者生涯的鼎盛时期，曾报道批评过香港于1983年打算进行与美元挂勾的货币计划。

　　正是在这段日子里，谢清海还自学了会计学，同时对股票市场、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都有了深入了解和研究。回忆过去，谢清海笑言，“我想我的头号热情就是阅读，阅读能帮助我很好地切入主题；同时我也在股票和货币交易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投资上的天赋。”

　　也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当时亚洲投资银行摩根建富的负责人谢福华，正是这个人的出现，带给了谢清海事业上的幸运转折。1989年，着迷于投资的他转身成为摩根建富亚洲公司(Morgan Grenfell Asia)的研究主管，进行坐盘交易，侧重于中小市值股。对于这次转型，谢清海表现得十分低调，“我没有任何的总体规划或野心，改行加入摩根的负面因素比较低，因为我随时可以回去当我的记者。”

　　在他看来，财经新闻与股权市场分析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在股票市场上也有更新的领域等待驾驭和征服，正如他所说，“我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把生命看成是智力和职业生涯的一种冒险，一直不知疲倦地渴望征服新领域。”不仅如此，当过记者的经历使他不知不觉会将事情放在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比那些单纯做金融研究的人又多了一种优势。

　　更幸运的是，在摩根建富，他遇见了未来的商业伙伴叶维义。不同的是，叶维义来自富裕家庭，自祖父开始三代经营建筑生意，其父叶谋遵执掌家族企业新昌营造，但是叶维义更钟情于基金管理。两人的事业倾向一拍即合，1993年2月，他们以3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创立了惠理基金(Value Partners)，谢清海担任公司的投资总监，亲自“操刀”公司的投资业务，而叶维义则以非执行董事身份参与惠理基金的业务。

　　投资哲学是“眼见为实”

　　2006年11月，惠理集团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它是为惠理基金上市而成立的控股公司。2007年11月22日，惠理基金终于走上香港联交所的舞台，实现了资本与资本的对接，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基金管理公司。

　　惠理集团IPO之后，谢清海持股36%，为第一大股东；叶维义持股18%，为第二大股东，公司其余管理层合共持股约15%，余下为公众持股。

　　好事成双，2007年底，谢清海“打败”了连续六年蝉联香港“打工皇帝”的和记黄埔董事总经理霍建宁，以2.536亿港元的年收入问鼎香港“打工皇帝”桂冠。

　　经历1997年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破灭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后，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仍充斥着良好血液的基金公司并不多见，而惠理基金俨然成长为令人瞩目的焦点，在冲破重重阻拦之后，从最初的300万美元一跃成为管理近50亿美元的“基金业大亨”，并被《阿尔法》(Alpha)杂志评为仅次于日本对冲基金Sparx资产管理公司的亚洲第二大对冲基金。